伟大的乌托邦：一座全世界艺术大厦｜瓦西里·康定斯基｜1920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EXTITUTE｜BAU学社｜媒介论与空间论的会通文｜瓦西里·康定斯基／译｜张猛／责编｜yy院外以纪念日为契机陆续整理包豪斯人的内容：以与包豪斯相关的个人的创作与经历为主要线索，以现代主义运动可容纳的多样性及其深度，考察每个个体对新的共同体信仰的不同预见。这项工作不止于填补某段被忽略的空白，或是重新打捞包豪斯的历史遗珠，更希望能够打破既定的叙述框架。1914年末，康定斯基回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任职于造型艺术部，成为了执掌新国家艺术建设的重要一员。在本次推送的这篇发表于1920年的文章里，康定斯基为筹划中的第一届国际艺术大会铺陈出愿景。长期旅德的康定斯基比生活在俄国的艺术家更敏锐地察觉到，世界大战的爆发正在国与国间筑起高高的壁垒，人在这一走向封闭、区隔的过程中愈加焦虑、骚动不安。而新的俄国则与之相反，共产主义正凝聚起团结世界的力量。艺术，恰有可能带给这壁垒重重一击。因而，在康定斯基的谋划当中，国际艺术大会应当是一次乌托邦般的尝试：联合不同国家、民族，聚合一切艺术门类，集体创作建立纪念碑的艺术。艺术的形式或思想将在现实合作中突破原有边界，相互冲撞、撕裂，最终炸裂出尚未命名的新事物。康定斯基满怀期待，他憧憬此次大会建立起一座世界艺术大厦，自由、灵活；一切艺术都将驻进其中，不断生长。1921年末，康定斯基与构成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愈演愈烈，激烈交锋之下再次离开俄国，纪念碑的艺术与“伟大乌托邦”最终落得一纸空文。此篇文章首次发表于1920年第三期《艺术生活》学报，由张猛译自俄文，感谢译者的辛勤耕耘。建设一座全世界艺术大厦，以及对其结构性计划的设计。这座大厦应当由所有门类艺术共同构想，因为它应当适应所有的艺术门类……就让这座大厦成为乌托邦的世界大厦吧……将它命名为“伟大的乌托邦”。一剂英勇的、有益健康的药方，引发一场强力的、患病的危机。之后承受隔绝之痛的那部分病患将会消失，剩下来的健康部分会同相互吸引所产生的强大力量汇流在一起。Wassily KANDINSKY｜1866年12月16日-1944年12月13日康定斯基与教育人民委员会｜1921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论伟大的乌托邦｜1920本文3500字以内在正在行进的必要性前面，堆放着障碍物。时而，一些小石子从这必要性的道路上缓慢地、刻板地脱落下来，时而，墙面从它的道路上被爆炸声推倒。那些为必要性服务的力量正在逐步累积，带着它一贯的顽强。而致力于反对这种必要性的力量，也不可避免地要服务于它。新的必要性所引发的、单个的游行之间的联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为人知。表面上看，忽而是这里，忽而是那里，不考虑距离，各种不同种类的嫩芽冒出了土，很难相信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的根。这条根——是所有根茎组成的完整系统，它们看似毫无秩序地彼此搅缠，但实际上却归属于更高一层的秩序和自然的法则。在正在行进着必要性前面，一些坚固的围墙正通过顽强的劳动被建造，而建造这些围墙的人相信它们会固若金汤，他们不知道，他们顽强的劳动给这些必要性带来的不是损坏，而是增益。因为，城墙越牢固，在它背后积累的、源源不断的力量就会越多，越长久。阻力越大，支撑力也就越大。积聚的力量在某个时刻会变成熟，合成为统一的力量，可能那昨天看来还牢不可破的围墙，今天就会突然化作灰末。墙体越厚，爆破就越猛烈，必要性产生的飞跃也就越大。而昨天还是乌托邦的一切，今天就会变为现实。艺术永远走在所有精神生活领域的前面。在非物质利益的创造上，这一领先角色和其他领域相比，自然具有相对来说更多的、对艺术来说所必须的直觉。艺术在产生非物质影响的同时，正不间断地增加其非物质价值的储备。而由于从非物质中间也会诞生出物质，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艺术中就会自由而毫不动摇地流淌出物质价值，以及一些现象。昨天还疯狂的“思想”会在今天变得真实可触，而明天就会从中流淌出现实的物质。在大约将近十年前，我由于一个断言，无意中引发了当时激进小组里的青年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极度的愤怒——我宣称，很快“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将不会再有边界”。在那个时侯的德国，德国的艺术家和学者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激发。当时在总体的德国民族感情中，部分带着自然的成分，部分来自人为的培养，在艺术中尤其如此。[1]最近几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不仅没有被抹去，反而得到了强化，增强了力量，变得无法逾越，或许，这种状况从中世纪以来都还没出现过。可是这些无法逾越的边界同时也在由于彼此之间的不间断的军事行动，而发生变化。那些不可逾越的边界上正酝酿着空前的、令人焦虑的骚动，这一方面使它更为稳固，而另一方面——则同时也削弱了它。彼此孤立的民族在彼此不约而同的秘密中，积蓄着自己的渴望——那渴望的力量越大，国境线阻止他们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力量也越大。但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确信，那就是在单独的国家里积聚起来的、精神特质上的各种渴望在那个时代不仅是同宗的，而且成长于同一种必要性的深层本原，为了达成这种必要性的力量和明确无误，顽强的物质障碍反而充当了最重要的有利条件之一。[1]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这一期杂志的另一篇文章《巴登的造型艺术组织》中找到回应。在这篇文章的总体轮廓目标中，出乎意料地显露出一种担忧，担忧德国的艺术家们离开自己的祖国。这个有趣的例子说明，现象很少以纯粹的面目出现；那些濒临灭绝的和已经灭绝的内容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参与到那些已经成熟的鲜活思想，抑或是刚刚萌生的思想中去，充当它们的和声。昨天，今天和明天几乎永远都不可分割。莫斯科红场｜瓦西里·康定斯基｜1916俄国的艺术家们是持有世界主义思想的俄国人民的一部分，一有机会就会最先向欧洲发出呼吁，希望和他们在因国际危机而产生的新条件下共同工作，这种国际性危机的目的似乎距离艺术非常遥远，和艺术的兴趣也格格不入。而那些世界不能给予艺术的东西，战争会给予它。于是，可以看见的目的遮盖了看不到的后果，一直到某个确定的时刻。对物质的渴望分娩出非物质的内容。敌对的变成了友好的。最大的缺点其实是最大的长处。读过本期文章《造型艺术部在国际文艺政策上迈出的几步》的读者们都知道，在今天之前，俄国艺术家已经通过对“东方”的呼吁，而回应了“西方”。但俄国的艺术家们在自己的呼吁中还写到了举办国际艺术大会的愿望。可以想象，很快在这一方面将会迈出积极的步伐和现实的举措，举办一场规模空前的第一届国际艺术大会。我认为，应当在这场大会开始之前，设定一个现实的主题，就算这主题具有乌托邦特征。毫无疑问，不管是从内在意义，还是外部价值上来说，艺术上最大的问题之一，应当是关于纪念碑艺术的形式、手法、规模、已经取得的和应当取得成就可能性的问题。显然，这种乌托邦特征涉及的各种问题，不可能轻易便得到解决，无论是通过一场画家们的代表大会，还是由全部三类艺术的艺术家们参与的代表大会——这三类艺术的创作者，也就是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终于在不久前刚刚寻找到共同的主题和任务。应当吸纳所有艺术门类的活动家们解决上述问题。这里除了上面的三类艺术，还应当动员其他的艺术：音乐、舞蹈、广义上的文学，尤其是诗歌，以及各种剧院的戏剧演员们，无论舞台是大还是小，抑或是杂耍场等等，连杂技也都包括进去。虽然初看起来，这一乌托邦思想来自于画家的领域，或许只有音乐家们才能像他们那样，在艺术中对开拓新的、不可见王国怀揣着不可遏制的热望。各艺术门类针对同一个现实任务所采取的的现实上的合作，是采取唯一的检验形式：1）检验建立纪念碑的艺术在潜力上和具体的形式上的成熟程度；2）检验在不同民族那里，这种建立纪念碑的艺术理念彼此的亲近程度；3）检验各门类艺术（绘画，雕塑，建筑，诗歌，音乐，舞蹈）对投入这一真正的集体创作的准备工作是否充分；4）检验不同国家和不同门类的报告人在讲述这一最重要的主题时，所使用语言的统一程度；5）检验这个还非常年轻的思想在现实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贝尔[2]在写给造型艺术部委员会的通报中说，德国艺术力量之间的巨大隔绝，影响了托付给他的很多任务。这种“隔绝”不仅是德国艺术力量之间长久的伤痛，并且在它里面，至今还存在着整个全球艺术世界所有艺术力量的一致性。想来，这样一场大会将会是一剂英勇的、有益健康的药方，会引发一场强力的、患病的危机。这场危机之后，承受隔绝之痛的那部分病患将会消失，而剩下来的健康部分会同相互吸引所产生的强大力量汇流在一起。这样一场有着现实任务——并且是乌托邦特征的任务——的会议，将不仅是对上述各点的检验，同样也会是检验不同的艺术力量在最重大的艺术问题之一面前具有的内在价值的试金石。因此，最终在这里，画家和音乐家，雕塑家和舞蹈家，建筑学家和戏剧学家，等等等等，将会并一定会谈论同一个主题。那些在相互理解方面最出人意料的问题，先进的画家和有些落伍的戏剧演员之间用不同语言展开的最出人意料的谈话，明朗与紊乱，思想与思想叮当作响的碰撞——所有这一切，对于那些在单个的艺术之间以及单个的艺术内部已经习以为常的形式、划分和隔阂来说，将会带来如此巨大的震撼，以至于由于空前的位差、压力和炸裂，日常的领域会被撕裂，其深远的内容将会呈现出来，那些东西在今天甚至还没有名字。对于参加第一届大会的所有国家、所有艺术的活动家们来说，这个主题可以是建设一座全世界艺术大厦，以及对其结构性计划的设计。这座大厦应当由所有门类艺术共同构想，因为它应当适应所有的艺术门类，无论是那些现实上存在的艺术门类，还是对于一些曾被憧憬，以及现在正在被悄悄地憧憬，暂时还没有希望转化为现实的艺术门类。就让这座大厦成为乌托邦的世界大厦吧。我想如果将它命名为“伟大的乌托邦”，感到幸福的应该不止我一个人。但愿这栋大厦可以保持与众不同的柔韧性和活动性，能够不仅给那些现在活着的人一个位置——即使是活在梦想之中，也能给另一些人留个位置，这些人的第一个梦想直到明天才会降临。[2] 路德维格·贝尔（Baehr Ludwig, 1871-?）德国艺术家，德国驻俄公使团代表。译者注。灰色｜瓦西里·康定斯基｜1919▶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文章来源｜瓦·康定斯基《艺术理论选集》，2卷本，第2卷。莫斯科：吉列亚出版社｜2008▶ 院外自从2017年4月试运行到2018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作为激励师生共同研习的方法，各板块的定位不同，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BAU学社探根究底，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星丛共通体回溯源起，以译介瓦尔堡、塔夫里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建筑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讲读中砺炼；回声·EG形与势俱备，从“美学与政治”这一矛盾情境出发，以批评式导读与导读式写作，次第引入空间政治、媒介政治、生命政治，共构审美论域；批评·家教学相长，深入个例以梳理历史的特定脉络，转换视角以突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持续组织线上的文本庭审以及线下的共读活动；BLOOM绽言与行贯通，以“都市状况”为核心议题，以展示与策动为支撑，辩证地介入建筑、城市、艺术、技术相互联结的当下语境。▶ 院外计划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汇集、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这一目标。▶ BAU学社｜学社 ▶ 设计史？艺术史？思想史！｜情境对话中的“理念”｜包豪斯流｜历史转承中的“演练”｜包豪斯人｜技术演革中的“建造”｜对话包豪斯｜社会工程中的“基进”｜BAU与营造｜教学现场中的“国际”｜人-物-文 ▷ 包豪斯女性｜包豪斯展示｜包豪斯建造｜建筑师形象的重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不完美世界的原则：汉内斯·迈耶｜改良人类知觉：拉兹洛·莫霍利-纳吉｜空间中的舞者：奥斯卡·施莱默｜包豪斯二十四讲｜包豪斯与先锋派｜译丛 ▶ 重访包豪斯｜教学草图集｜包豪斯剧场｜新构型｜新构型艺术的基本概念｜绘画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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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 过时 - 重启 - 逆转｜麦克卢汉（1911-1980）纪事年表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EXTITUTE｜星丛共通体｜读／译／写／画／讲责编｜星丛+Marshall McLUHAN｜1911年7月21日-1980年12月31日麦克卢汉纪事年表1911｜7月21日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出生于加拿大埃德蒙顿（Edmonton）。其父赫伯特·麦克卢汉［Herbert Ernest McLuhan］为虔诚的循礼宗教徒，为人风趣但工作不稳定，其母艾尔西·霍尔［Elsie Naomi Hall］为浸礼宗教徒，曾于新斯科舍省的阿卡迪亚大学获得教师证书。1916｜麦克卢汉一家迁往加拿大温尼伯（Winnipeg），当时加拿大的第三大城市。其母艾尔西进入艾丽斯·莱昂·米切尔表演学校。1921｜麦克卢汉一家定居于温尼伯的卢治堡小区（Fort Rouge），麦克卢汉在此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的时光。1922｜其母艾尔西开始经常进行巡演，性格暴躁并长期不在家，但母亲的职业使麦克卢汉从小精通演讲和辩论，并记住了大量的诗歌。其父赫伯特虔诚且安于家庭生活，经常和孩子们讨论道德和哲理问题，并带他们上不同的教堂。1928｜麦克卢汉进入曼尼托巴大学［University of Manitoba］攻读5年优秀生课程，在此之前他在当地的公立高中开尔文高中就读，而小学没有确切记载。在一二年级，麦克卢汉选修了英语、地质学、历史、拉丁语、天文学、经济学和心理学。1929｜在做了一年的工程学学生后，他转为文学专业。英国历史学家、散文家托马斯·B·麦考利［Thomas B. Macaulay, 1800-1859］成为青少年时期麦克卢汉的偶像。1930｜麦克卢汉在学校结识了来自牛津大学的洛奇教授［R. L. Lodge］和诺尔·菲尔德豪斯教授［Noel Fieldhouse］，打下了哲学和历史的基础。1932｜暑假和大学好友汤姆·伊斯特布鲁克［Tom Easterbrook, 1907-1985］前往英国旅行。麦克卢汉接触了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 1874-1936］的著作，对他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并指引他逐渐转向罗马天主教。1933｜获得曼尼托巴大学学士学位，并获得文理科金质奖章。开始写作硕士论文“作为诗人和诗意小说家的梅瑞迪斯”。1934｜获得曼尼托巴大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宫成为“预科生”。他在剑桥的导师为利昂内尔·埃尔［Lionel Elvin, 1905-2005］。在剑桥，麦克卢汉受到“新批评”派思想的强烈影响。他曾参与新批评派“教父”I.A.瑞恰慈［I. A. Richards, 1893-1979］开设的课程。剑桥大学英语学院创始人曼斯菲尔德·福比斯［Mansfield Forbes］的课程也给麦克卢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35｜结识新批评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利维斯［F. R. Leavis，1895-1978］及其夫人［Q. D. Leavis，1906-1981］。1936｜以二等偏上成绩通过文学士荣誉学位考试，获得剑桥大学学士学位。麦克卢汉所在的三一宫划船队获得了第五名，他保留船桨作为纪念，这支船桨一直挂在他的办公室直至去世。同年，麦克卢汉成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英语系的助教，每年薪水为895美元，任务为每周和学生讨论作业，修改作业。1937｜麦克卢汉正式改宗天主教，此后一生他都是虔诚的信徒。同年转入圣路易斯大学［Saint Louis University］英语系——当时美国最好的天主教大学——教授新生英语和文学课程。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重要的朋友穆勒-蒂姆［Muller-Thym］，穆勒-蒂姆精通拉丁文、中世纪哲学及神学，使麦克卢汉建立了对西方文明史和中世纪哲学的认识。1938｜结识科琳·凯勒·刘易斯［Corinne Lewis 1912-2008］，9月初致信科琳求婚。1939｜和科琳结婚。9月两人一同前往剑桥大学并在学校附近租房生活。1940｜获得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并开始准备关于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e1567-1601］和“三学科”［Trivium——语法、修辞、逻辑］的博士论文。两位伊丽莎白时代文学研究者——缪丽尔·布拉德布鲁克［Muriel Clara Bradbrook 1909-1993］和威尔逊［F. P. Wilson 1889-1963］是他论文的指导老师。由于欧洲战争的原因，麦克卢汉被允许回美国完成论文。回到圣路易斯大学后，麦克卢汉和沃尔特·翁［Walter J. Ong 1912—2003］成为朋友并指导他的关于霍普金斯的硕士论文，翁受到麦的启发写出《拉米斯、方法和对话的式微》，专攻从口头文化到书面文化对人的影响，二人教学相长。翁后来成为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1942｜长子托马斯·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诞生。麦克卢汉开始逐渐走向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的散文批评。1943｜博士论文《托马斯·纳什在他那个时代学术中的地位》完成，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由讲师晋升为教授。结识小说家、批评家温德汉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 1882－1957］，并决定帮他推销画作。在圣路易斯大学任教期间接触了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和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1968-1988］，二人关于技术和媒介的批判和思考给麦克卢汉极大的启发，是麦逐渐转向媒介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1944｜在《哥伦布杂志》上发表《达格伍德的美国》，结合自己的博士论文，在《斯瓦尼评论》上发表《爱伦·坡的传统》等一系列文章。接受刘易斯的提议，进入加拿大温泽市（Wondsor）的阿桑普星学院当英语系的系主任，然而阿桑普星的教学条件并不如人意。1945｜温德汉姆·刘易斯与麦克卢汉发生不快，离开温泽市，但麦依然持续和刘易斯通信并阅读他的著作。10月，双胞胎姐妹玛丽·麦克卢汉［Mary McLuhan］和特雷萨·麦克卢汉［Teresa McLuhan］出生。1946｜春，接受多伦多大学圣迈克学院［University of St. Michael’s College］的邀请，举家迁往多伦多，并在那里度过余生。圣迈克学院的情况和圣路易斯大学相像，其学术强项都在于托马斯主义者的研究工作，但圣迈克学院的英语和哲学系对麦克卢汉并不友好。6月，访问芝加哥大学。结识休·肯纳［Hugh Kenner1923－2003］，在其推荐下，麦克卢汉迷上了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的著作。1947｜10月三女儿斯蒂芬妮·麦克卢汉［Stephanie Mcluhan］出生。在《地平线》杂志上发表《论美国广告》。1948｜6月麦和肯纳一起造访在华盛顿住院的庞德，并一直保持通信。和先锋出版社签订出书合同，书名暂定《工业人的民俗》，早在1937年之前麦就开始构思此书，并养成了搜集广告剪报的习惯。结识人类学系的埃德蒙·卡彭特［Edmund Carpenter 1922－2011］，二人成为挚友。1949｜麦克卢汉和伊尼斯［Harold AdamsInnis，1894-1952］在40年代末相会于多伦多大学。二人并没有成为亲密的朋友，但伊尼斯对口语文化的掌握，对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的熟悉，以及他正在进行的研究给麦克卢汉留下极深的影响。1950｜8月四女儿伊丽莎白·麦克卢汉［Elizabeth Mcluhan］出生。麦应出版社要求重写《机器新娘》。同年伊尼斯发表《帝国与传播》。1951｜痴迷对共济会［Masonic］等秘密会社和神秘仪式的研究。《机器新娘》在麦克卢汉和出版社斗争6年多后终于正式出版，以“工业人的民俗”作为副标题，但麦认为此书出版时其观点已过时。该书得到一些好评，但只卖掉几百本，麦自己买下剩余的1000册。伊尼斯发表《传播的偏向》。1952｜10月幼子迈克尔·麦克卢汉出生［Michael Mcluhan］出生。同年伊尼斯去世。1953｜5月麦克卢汉和卡彭特一同提交的“变化中的语言、行为模式和新兴的传播媒介”计划在跨学科竞争中获得胜利，获得福特基金会的44250美元赞助。麦立刻召集课题组开会，包括现为多伦多大学经济系教授的老友伊斯特布鲁克、心理学教授卡尔·威廉斯［Carl Williams］和吉迪恩的朋友建筑学教授杰奎琳·提尔惠特［Jacque Tyrwhitt］，同时创办杂志《探索》来发表课题组的成果，12月第一期《探索》问世。1954｜4月第二期《探索》发表，刊登麦的文章《作为艺术形式的媒介》。10月，课题组参加路易斯维尔大学的“文化与传播”会议。麦编辑、作序、出版了一本丁尼生的诗集。1955｜4月课题组召开了最后一次研讨会，因成员不和而被迫宣告解散。麦克卢汉和威廉·哈根［William Hagon］成立“思想咨询公司”，给企业出点子，然而并不成功，一两年后被迫关闭。11月，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邀请麦克卢汉去做传播学的讲座，但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好评。麦在全美英语教师研究会发表讲话，并在会上结识了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 1931－2003］。1956｜麦克卢汉举家迁往威尔斯希尔街的新居。1957｜麦克卢汉最后一次在《探索》上发布文章，他后来的思想都可以追溯至他为《探索》前8期撰写的文章。1958｜接受休·肯纳的邀请前往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讲夏季课程。同年，担任全美广播电视教育工作者协会主席的哈里·斯科尼亚［Harry J.Scornia］邀请麦克卢汉在该学会的年会上讲话，麦在会议上讲出“媒介即信息”的断语，虽然并非首次，但此后公众真正将此断语和他联系起来。斯科尼亚之后邀请他参与该学会的一个为11年级学生制定教学计划的项目。1959｜《探索》最后一期发布，一共出了9期，每期1000份。秋季，麦克卢汉开始着手完成制定教学计划的项目，他在当地的中学检验自己的计划，从中获益匪浅。1960｜麦克卢汉负责的项目初见成效，媒介作为人的延伸的理论初步成型，他邀请一些理科教授用电脑做测量，以验证自己对感知系统的见解。6月末，麦完成了《理解新媒介研究项目报告书》——《理解媒介》一书的前身——但在发布时并未引起很大反响。同年，麦克卢汉开始给通用电气公司的主管讲课。这一年中麦克卢汉的名气大增，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邀请他发表时评。年初，麦克卢汉劳累过度，因中风大病一场，此后他的体力大不如前。1961｜其母艾尔西去世。在酝酿多年之后，麦克卢汉决定开始写作《古登堡星汉灿烂》。1962｜秋，《古登堡星汉灿烂》由多伦多大学出版。麦凭借此书获得加拿大文学最高荣誉加拿大总督作品奖。麦克卢汉的名声在美国传播开来。1963｜在多伦多大学建立“文化与技术研究所”，其宗旨为研究“一切技术的心理影响和社会影响”，开设“媒介与社会”课程，实际上是麦克卢汉和选课学生的交流。5月，前往希腊，决定在希腊进行关于电视对感知偏好的研究。1964｜《理解媒介》出版，销售10万册，使麦克卢汉进入了在英美思想界的学术界的严肃讨论，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杂志刊登了评论文章。1965｜结识杰拉德·费根［Gerald Feigen］和豪威尔·戈拉吉［Howard Gossage］，二人策划在美国宣传麦克卢汉。8月，前往旧金山参加费根和戈拉吉举办的“麦克卢汉文化节”。获得IBM提供的资金,着手进行感知测试研究。长子埃里克正式成为麦克卢汉的助手。麦克卢汉和昆田·费奥拉、杰罗姆·阿吉尔合作的《媒介即按摩》销售一空，最终在全世界卖出近100万册。该书发型同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发行了《媒介即按摩》的唱片。1966｜其父赫伯特去世。麦克卢汉接到大量的演讲邀请，并频繁接受采访。同时麦克卢汉也给许多学术和通俗刊物供稿。1967｜受聘担任福德姆大学施韦策讲座教授，任期一年，9月开设课程“理解媒介”。全美广播公司［NBC］播放了介绍麦氏专题片。企业家尤金·施华兹［Eugene Schwartz］为麦克卢汉策划杂志《预警线通讯》，该刊物发行了两年。秋季，麦克卢汉被查出患有脑膜瘤，手术成功，但之后他经历了漫长且不彻底的恢复期。1968｜出版《地球村里的战争与和平》、《透过灭点：诗画的空间》。回到多伦多，并搬入威栖伍德园（Wychwood Park）。成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顾问。1970｜和加拿大诗人威尔弗雷德·华生［Wilfred Watson］合写的《从陈词到原型》出版，同年出版《文化是我们的产业》。1971｜住院治疗颈动脉狭窄问题。1972｜再次前往爱琴海，邂逅米德、阿诺德·汤因比。和内维特合著《把握今天》，销量不佳。1974｜儿子埃里克和女儿伊丽莎白相继结婚。1976｜受邀在伍迪·艾伦的电影《安妮·霍尔》中扮演自己。麦克卢汉的病情逐渐加重，10月因心肌梗死住院。1977｜在纽约城市大学接受教育创新领导奖。出版与埃里克、加希林.哈钦［Kathryn Hutchon，中学教师］合著的一本教科书《作为课堂的城市》。1979｜9月患弥漫性中风，语言能力丧失。1980｜“文化与技术教学中心”取代原来的研究所。12月31日凌晨，麦克卢汉在睡梦中去世。▶ 版权归译编者所有，已授权发布。六十年前，《理解媒介》出版，销售10万册，使麦克卢汉进入了在英美思想界的学术界的严肃讨论，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杂志刊登了评论文章。院外以往已经推送过一些论述麦克卢汉的文章，分别以原著导读、校译辨析、概念理解和几个特定论域的探究等等方式，大体勾勒出麦克卢汉的核心理念和方法。▶ 院外自从2017年4月试运行到2018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作为激励师生共同研习的方法，各板块的定位不同，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BAU学社探根究底，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星丛共通体回溯源起，以译介瓦尔堡、塔夫里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建筑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讲读中砺炼；回声·EG形与势俱备，从“美学与政治”这一矛盾情境出发，以批评式导读与导读式写作，次第引入空间政治、媒介政治、生命政治，共构审美论域；批评·家教学相长，深入个例以梳理历史的特定脉络，转换视角以突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持续组织线上的文本庭审以及线下的共读活动；BLOOM绽言与行贯通，以“都市状况”为核心议题，以展示与策动为支撑，辩证地介入建筑、城市、艺术、技术相互联结的当下语境。▶ 院外计划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汇集、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这一目标。▶ 星丛共通体／回声·EG｜专题 ▶ 辩证能量：瓦尔堡的图像研究与历史想象｜先锋派，一场世纪对话｜包豪斯十四年：先锋派的临界点｜共读 ▷ 启蒙辩证法｜走向新宣言｜美学理论｜装饰与罪恶｜艺术与生产｜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计划与乌托邦｜空间的生产｜帝国与传播｜理解媒介｜地堡考古学｜译-写 ▷ 瓦尔堡｜阿多诺｜最后的马克思｜塔夫里｜后革命与世界体系｜列斐伏尔｜现代性与日常生活｜麦克卢汉｜生产方式对信息方式｜居伊·德波｜排场社会与地理主体｜技术网络与人器纪｜朗西埃｜山寨现代性｜画讲-图说 ▶ 建筑物与像｜论坛 ▶ 空间生命政治｜美学与生命政治｜美学与政治｜媒介批判｜都市魅惑与图像｜建筑批判文献阅读｜城市危机与空间政治｜

生态社会主义：至关重要的结合｜M.洛维｜上｜2020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EXTITUTE｜星丛共通体｜读／译／写／画／讲文｜Michael Löwy／译校｜鲁鹏、Peng Yu／校编｜星丛+本次推送的“生态社会主义”一文的作者米歇尔·洛维（一译米夏埃尔·勒维）是法国-巴西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院外此前曾经推送过他介绍本雅明的论著。他现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社会科学的名誉研究主任，并在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任教。他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这是一场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批判与生态学对生产主义批判相结合的理论和运动。他是《生态社会主义宣言》（2001）和《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2008）的共同起草人，全球生态社会主义网络指导委员会成员。在今年年初的第四国际第十八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由他参与写作的《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宣言——与资本主义增长模式决裂》。正如本次推送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洛维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驱动力是利润最大化，而这一漠视社会和生态代价的本质与公正且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背道而驰。由此，生态社会主义则提出了一种基进的替代方案，将社会和生态福祉放在首位。这一思想关注劳动剥削与环境掠夺之间的内在关联，既反对改良主义的“市场生态学”，也反对“生产主义社会主义”。通过采用强有力的民主规划的新模式，社会能够掌控生产资料并主宰自身的命运。缩短工时、聚焦真实的需求而非消费主义，这将促进“存在”超越“占有”，继而使得所有人能够获得更深层次的自由感。然而，想要实现这一愿景，环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需要认识到双方共同斗争的本质，并将其更广泛地将目标与“社会诸运动的运动”相结合，寻求“大转型”。院外分上、下两期推送。作者导言当代资本主义文明正处于危机之中。资本的无限积累、万物的商品化、对劳动力和自然的无情剥削，以及随之而来的残酷竞争，正在瓦解可持续未来的基础，从而危及人类物种的生存本身。我们所面对的这一深层且系统性的威胁，要求我们同样也需要展开一场深层且系统性的变革：一场大转型。 生态社会主义综合了生态学的基本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为不可持续的现状提供了激进的可替代方案。它摒弃资本主义基于市场增长和量化扩张所提出的“进步”（正如马克思本人所揭示的那样，这是一种破坏性的进步），主张建立在非货币标准之上的政策，例如社会需求、个人福祉和生态平衡。生态社会主义既批评屈从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主流思想“市场生态学”，也批判无视自然界限的“生产主义社会主义”。 随着人们日益认识到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相互交织，生态社会主义已经赢得了更多的拥趸。作用一场运动，生态社会主义尽管属于新兴的思潮，但是它的一些基本论点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今，知识分子与行动分子正在重拾这一思想的遗产，致力于根据民主的生态规划原则对经济进行彻底的调整，将人类与地球的需求放置在首位。 二十世纪那些“实存的社会主义”，其官僚机构往往对环境问题漠不关心，无法为当今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提供理想的范本。相反，我们必须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将联结起全球无数的运动，这些运动都坚信，更美好的世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势在必行。生态社会主义：至关重要的结合｜上｜2020本文5500字以内民主的生态规划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主的生态规划概念，即由民众自身而非那个所谓的“市场”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局来制定经济决策。在向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即新的生产和消费的方式的大转型初期，某些经济部门必须被抑制（诸如导致气候危机的化石燃料开采）或者重组，同时还要发展新的部门。经济转型的过程，必须伴随积极追求充分就业，实现平等的工作条件和薪酬的过程。这种平等主义的愿景既是构建公正社会的基石，也是争取工人阶级支持生产力的结构性转型的关键。 归根结底，这样的愿景与生产资料和规划过程的私有控制是不可调和的。尤其要使投资和技术创新服务于公共利益，必须将决策权从当前占主导地位的银行和资本主义企业手中收回，并置于公共领域。到时候，不是由少数的财产所有者的寡头，也不是由技术官僚的精英，而是由社会本身以民主的方式来决策哪一条生产线应该优先，以及如何将资源投入到教育、医疗和文化领域。重大的投资决策，例如关闭所有的燃煤设施，或者将农业补贴转向有机生产，将由全民直接投票作出。其他次要的决策则交由国家、区域和地方相关的民选机构。 尽管保守派大肆渲染对“中央计划”的恐慌，但民主的生态规划最终还是能带来更多的而非更少的自由，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它能使人摆脱资本主义体系中被物化的“经济规律”，这是这些规律将个体禁锢在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铁笼”之中。商品的价格不再由“供需规律”任意摆布，而是通过税收补贴机制，使之反映社会和政治的优先事项，既能激励社会产品，又能抑制社会弊病。理想情况下，随着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推进，它将依据公民的意愿实现自由分配，以此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关键产品和服务。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预示着闲暇时间的显著增加。计划和减少劳动时间是走向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的两个决定性步骤。大幅增加闲暇时间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参与经济和社会的民主讨论和管理的必要条件。 最后，民主的生态规划体现了整个社会得以行使其自由，以掌控影响期命运的决策。既然民主理想不把政治决策权赋予少数的精英，那为什么同样的原则不能适用于经济决策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价值，即产品或服务对福祉的价值，仅存在于服务于交换价值，或者说市场价值。因此，当代社会中大量的产品在社会层面是无用的，或者说是为了快速更新换代（计划报废）而设计的。相较之下，在规划过的生态社会主义经济中，使用价值将成为生产商品与服务的唯一标准，这也会产生深远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影响。[1]这种规划将聚焦于宏观的经济决策，而非那些可能影响到本地餐馆、杂货店、小商店或手工业企业的微观决策。重要的是，这种规划与工人对自身生产单位自主管理相契合。例如，是否将汽车工厂转变为公共汽车或电车工厂的决策权将由全社会共同作出，但企业的内部组织与运作则由其工人进行民主管理。一提到规划，有关“中心化”或“去中心化”的属性就存在着诸多的争论，但最关键的是在各个层面——地方、区域、国家、大陆乃至国际层面——实现民主的控制。例如，全球变暖等行星级的生态问题必须以全球尺度去应对，因而需要某种全球民主规划的形式。这种嵌套式的民主决策机制与通常被轻蔑地称为“中央计划”的模式截然相反，因为决策并非由任何“中心”作出，而是由受影响的民众在相应的层级上民主地产生。 民主与多元的辩论将在所有层级展开。通过政党、平台或者其他的政治运动，各种提案将提交给民众，并据此投选出代表。然而，代议制民主必须由互联网赋能的直接民主加以补充完善，并予以修正。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将从地方级、到国家、乃至全球层面，在所有重大的社会和生态选项中做出选择。公共交通是否应该免费？私家车主是否应该缴纳的税收用来补贴公共交通？太阳能是否应当获得补贴以此与化石能源竞争？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否应当缩减至30小时、25小时甚至更短，并相应地减少生产？ 这种民主的规划需要专家的参与，但专家的作用在于，就不同的结果提供有根有据的意见，供民众决策的过程参考。如何确保民众能够做出有利于生态的决策呢？没有。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随着文化的变革和商品拜物教桎梏的破除，民主的决策将日益理智和开明。如果不经由斗争、自我教育、社会经验，使得民众达到高度的社会主义意识和生态意识，那么这样的新社会将是无法想象的。不管怎样，那些替代方案——盲目的市场或“专家”的生态专制，难道不是要危险得多吗？ 从资本主义的破坏性进步到生态社会主义的大转型是一个历史进程，是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永久性的革命转变。实现这一转变不仅会催生新的生产方式和平等民主的社会形态，更将带来可替代的生活方式，崭新的生态社会主义文明，超越金钱的统治，摆脱广告带来的的消费习惯，避免无用和对环境有害的商品的无限生产。这样的变革进程，依赖的是绝大多数的民众对生态社会主义切实的支持。发展出社会主义意识和生态意识的关键因素，在于集体的斗争经验，从地方性的局部对抗，到推动全球社会整体的彻底变革。[1] 乔尔·科维尔（Joel Kovel），《自然之敌：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纽约，Zed Books, 2002, 215.增长之问经济增长的问题使社会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产生了分歧。然而，生态社会主义拒绝接受“增长vs缩减”、“发展vs反发展”之间的二元对立框架，因为这两种立场都秉持着对生产力的纯粹量化的概念。第三种立场更契合今后的任务：发展的质变。 新的发展范式意味着终结资本主义经制度下资源的肆意浪费——这种浪费源于大规模生产无用且有害的产品。军工产业当然算是典型例证，但更普遍而言，许多的“商品”，包含其计划报废的机制，其首要目的就是为大企业创造利润。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抽象意义上的过度消费，而在于当前盛行的消费类型。这种消费类型建立在巨大的浪费之上，并且由“时尚”推动对新奇事物的炫耀性的、强迫性的追求。新的社会将使得生产导向满足真实的需求，包括水、食物、衣物、住房，以及医疗、教育、交通和文化等基本服务。 显然，这些需求在全球南方国家远未得到满足，必须推进更为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修建铁路、医院、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但这些国家不必效仿富裕国家建设生产体系的方式，而是可以谋求更为环保友好的发展路径，包括快速引入可再生的能源。尽管许多较贫穷的国家需要扩大农业生产，用以应对日益增长的饥饿人口，但生态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是推广根植于家庭单位、合作社或较大规模集体农场的农业生态学的方法，而不是以破坏性的工业化农业经营方式，大量地投入农药、化学品和转基因生物。[2]与此同时，生态社会主义转型将终结全球南方当前面临的令人发指的债务体系，终结发达的工业国家以及像中国这样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对其资源的剥削。相反，我们可以设想一种由南向北的强大的技术和经济援助流动，这一流动将由稳健的团结意识，以及对“行星级的问题需要行星级的解决方案”的共识所支撑。这并不意味着富裕国家的人民需要“降低生活水平”，只需要摒弃资本主义体系诱导的，对那些既不能满足真实需求、也不利于人类福祉和繁荣的无用商品的痴迷消费。但我们应当如何区分真实的需求与人为制造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需求呢？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广告的精神操控所刺激的。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告业已经侵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穿着到体育、文化、宗教、政治，无不受其塑造。促销广告无孔不入，悄然地侵蚀着我们的街道、地景，以及传统和数字的媒体，塑造出炫耀性和强迫性的消费习惯。更有甚者，广告业本身就是相当浪费自然资源和劳动时间的源头，这种与现实的社会生态需求直接相悖的“生产”分支，最终都由消费者买单。尽管广告业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但在向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社会中，它将失去立足之地，取而代之的是由消费者协会对商品服务进行审核并传播信息的机制。虽然这些变革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展开，但旧有的习惯很可能仍会持续一些年头，而且也没有人有权干涉民众的消费欲望。改变消费模式是文化变革历史进程中的一项持续的教育挑战。 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于：在没有尖锐阶级分化和资本主义异化的社会里，“存在”将优先于“占有”。人们不再追求无穷无尽的物质，而是追求更充裕的自由时间，以及通过文化、体育、游戏、科学、爱欲、艺术和政治活动所能带来的个人成就和意义。尽管保守派宣称成瘾性的占有欲源于固有的“人性”，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相反，这种欲望是实则是由资本主义体系中固有的商品拜物教、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广告宣传所诱发的。欧内斯特·曼德尔对这一关键点作过精辟的总结：持续积累得越来越多的商品……绝不是人类行为的普遍特征，甚至也不是主要特征。当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发展自身的才能和兴趣、保护健康和生命、照顾子女、发展丰富的社会关系……就会成为主要的动机。[3]当然，即便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冲突和矛盾依然存在。在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将面临多重的张力：环境保护的要求与满足社会需求之间；生态要求与基本的基础设施发展之间；大众消费习惯与资源稀缺之间；社群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相互竞争的诉求之间必然存在着斗争。因此，权衡以及平衡这些利益必须成为民主的规划过程中的任务，这一过程需要从资本和盈利的强制要求中摆脱出来，通过透明、多元、公开的公共对话寻求解决方案。这种全层级的参与式民主并不意味着不会犯错，但它允许社会集体的成员对自身的错误进行自我纠正。[2] 源自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一个全球范围的农民运动网站，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这种类型的农业转型。[3] 欧内斯特·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Power and Money: A Marxist Theory of Bureaucracy） ，伦敦，Verso,1992,206.思想根源尽管生态社会主义是相当新近的思潮，但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十九世纪的环境问题并不像我们这个生态灾难初现端倪的时代那样突出，因此这些关切并未在他们的著作中占据核心地位。然而，在揭示资本主义运行机制与自然环境破坏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为了构建替代现行体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时，他们的著作中蕴含着至关重要的论述和概念。 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包括后来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部分论述，不但对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不加批判，还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人类进的主要因素。然而，马克思坚决反对我们当今所谓的“生产主义”，即以资本、财富和商品的积累视为目的本身的资本主义逻辑。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念，与二十世纪在“社会主义”实验中普遍扭曲了的社会主义形象的官僚主义截然相反，它是生产使用价值，即满足人类需求、福祉和自我实现所必需的商品。对马克思而言，技术进步的核心特征并不是产品的无限增长，即所谓“占有”，而是减少社会必要劳动，并相应地增加闲暇时间——即所谓“存在”。[4]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的自我发展，强调用于艺术、爱欲和智力活动等闲暇时间，这与资本主义对物质商品消费的深深痴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意味着决定性地缓解了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5]除了对环境的潜在益处之外，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生态思想的另一关键贡献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新陈代谢的裂痕，也就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的断裂。这一问题在《资本论》的著名段落中有所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扰乱了人与大地之间的代谢互动，也就是使人以食物和衣物消耗的构成要素无法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不仅掠夺了劳动者的技艺进步，更是掠夺了土地的技艺的进步……一个国家……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种破坏过程就越迅速。资本主义生产……唯有通过同时破坏一切财富的原初资源——土地和劳动者——才得以发展起来。[6]这段重要的论述阐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进步”所引发的矛盾以及其对自然的破坏性后果的辩证认识。当然，这一例子仅限于土壤肥力的丧失。但马克思由此得出了一个普遍的洞见：资本主义生产具备破坏“永恒自然条件”的内在趋向。从类似的视角出发，马克思重申了他更为人熟知的论点：资本主义同样掠夺性的逻辑正剥削并贬损着劳动者。 尽管当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大多受马克思思想的启示，但生态学已经在他们的分析与行动中变得更为核心。二十世纪70、80年代，欧美地区逐渐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潮。持不同政见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哲学家曼努埃尔·萨克里斯坦于1979年创办了生态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期刊《与此同时》（Mientras），并提出了“破坏性生产力”这一辩证概念。现代文化研究创始人、英国社会主义者雷蒙德·威廉斯成为欧洲最早倡导“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的学者之一，常被当作“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术语的提出者。法国哲学家、记者安德烈·戈尔兹主张政治生态学必须包含对经济思想的批判，并呼吁实现工作的生态化和人道主义转型。美国生物学家巴里·科默纳指出，环境破坏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体系及其技术，而并非人口增长，由此他得出了“某种形式社会主义”才是现实替代方案的结论。[7]二十世纪80年代，詹姆斯·奥康纳创办了颇具影响力的期刊《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这一刊物的创办源于他提出的“资本主义第二矛盾”的理论。在这一框架中，第一矛盾是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第二矛盾则存在于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之间，尤其是生产方式与环境状况之间的矛盾。 二十一世纪初涌现出了新一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包括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每月评论》周围的学者群体，他们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新陈代谢裂痕的概念。2001年，乔尔·科维尔与我（本文作者）共同发表了《生态社会主义宣言》，这一宣言在2008年经由我与伊恩·安格斯修订为《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来自四十个国家的数百人联署，并在2009年的世界社会论坛上发布。此后，该宣言已成为了全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者重要的参考来源。[8][4]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经常讨论“占有”和“存在”之间的矛盾。关于自由时间作为社会主义“自由王国”（ Kingdom of Freedom）的基础，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5卷，884；柏林：Dietz Verlag Berline,1981,828.[5] 保尔·伯克特（Paul Burkett），《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通向一种红与绿的政治经济学》（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Toward a Red and Green Political Economy），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09,329.[6]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3卷，1867；柏林：迪茨出版社，1981,528-530.[7] 参见：曼努埃尔·萨克斯（Manuel Sacristan），《和平主义：生态政策的进路》（Pacifismo, Ecología y Política Alternativa），巴塞罗那：伊卡里亚出版社，1987、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社会主义与生态》（Socialism and Ecology），伦敦：社会主义环境与资源协会，1982、安德烈·戈尔兹（André Gorz），《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Ecology as Politics），波士顿，南端出版社，1979、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闭幕圈子：人，自然与技术》（The Closing Circle: Man, Nature, and Technology），纽约：兰登书屋，1971.[8]《生态社会主义宣言》，2001；《贝伦生态社会主义者宣言》，2008. 12. 16。▶ 版权归作者-校译者所有。文章来源｜https:// climateandcapitalism.com / 2020 / 12 / 16 / ecosocialism-a-vital-synthesis /｜2020未完待续▶ 1911年12月14日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率领的5人小队，成功抵达地理南极点，实现了人类这一历史性的壮举。这一成功同时也是一场著名的“南极竞赛”的结果。阿蒙森的竞争对手是英国的罗伯特·斯科特船长，两支队伍几乎在同一时间向南极点进发。 阿蒙森的胜利应当归功于周密的计划和务实的选择。这次成功，不仅是一次地理发现的胜利，更是科学规划、适应环境和高效执行的典范，包括向因纽特人学习极地生存技能，充分信赖雪橇犬作为主要动力。狗队不仅能拉重物，必要时还能作为食物补给。此外，他选择了更短但更危险的路线，从鲸湾出发，穿越罗斯冰架和充满裂隙的冰川；设立了精确的补给站，做了清晰的标记，确保返程时有足够的食物和燃料。相形之下，斯科特团队要比阿蒙森团队晚到了约34天。当他们于1912年1月17日抵达极点时，只看到了阿蒙森留下的帐篷和挪威国旗。而更为悲惨的是，斯科特团队在返程途中因极端天气、补给耗尽和身体衰竭而全部遇难。▶ 院外自从2017年4月试运行到2018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作为激励师生共同研习的方法，各板块的定位不同，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BAU学社探根究底，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星丛共通体回溯源起，以译介瓦尔堡、塔夫里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建筑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讲读中砺炼；回声·EG形与势俱备，从“美学与政治”这一矛盾情境出发，以批评式导读与导读式写作，次第引入空间政治、媒介政治、生命政治，共构审美论域；批评·家教学相长，深入个例以梳理历史的特定脉络，转换视角以突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持续组织线上的文本庭审以及线下的共读活动；BLOOM绽言与行贯通，以“都市状况”为核心议题，以展示与策动为支撑，辩证地介入建筑、城市、艺术、技术相互联结的当下语境。▶ 院外计划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汇集、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这一目标。▶ 星丛共通体／回声·EG｜专题 ▶ 辩证能量：瓦尔堡的图像研究与历史想象｜先锋派，一场世纪对话｜包豪斯十四年：先锋派的临界点｜共读 ▷ 启蒙辩证法｜走向新宣言｜美学理论｜装饰与罪恶｜艺术与生产｜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计划与乌托邦｜空间的生产｜帝国与传播｜理解媒介｜地堡考古学｜译-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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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塞·金兹堡的纳尔科姆芬延长线｜中｜苏联的集体生活蓝图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EXTITUTE｜批评·家｜理论与历史碰撞／个例与议题交织编译｜PLUS／责编｜批评·家+院外以纪念日为契机陆续整理现代运动中的内容：以与现代性相关的个人的创作与经历为主要线索，以现代主义运动可容纳的多样性及其深度，考察每个个体对新的共同体信仰的不同预见。这项工作不止于填补某段被忽略的空白，或是重新打捞现代主义时期的历史遗珠，更希望能够打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本次推荐的是苏联建筑实践者和理论家莫伊塞·金兹堡（也可译作金兹伯格）在1929年前后建成的经典住宅集合体，财政人民委员会员工宿舍楼。它位于莫斯科的诺温斯基大道。从建筑的理念上，它与勒·柯布西耶的“单元居住体”极其类似。从时间上来看，可以说是金兹堡与勒·柯布西耶的交往促成了这一作品，可能的情况是金兹堡汲取了勒·柯布西耶的整体思路，并在现实中很快地就将这一构想计划推进实施，而勒·柯布西耶则要等到二战后，才有机会得以完成，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马赛公寓。而金兹堡的方案在苏联当时特定的社会理念中，还设想了与勒·柯布西耶的构想不同的组织方式。这座命运多舛的大楼在其存世的延长线上，还将经历重新定位的功能改造、荒废和遗产保护的争议等等故事，最终在2020年前不久，由金兹堡的后人，同样是建筑师的阿列克谢·金兹堡完成了修复工作。院外本次推送的是2015年前后呼吁保护该建筑的相关文章。导言按照金兹堡为首的OSA团体当年（1928年）给建委的提案，这种住宅集合体并不包含通常意义上完整的管家公寓的功能。与酒店、单身公寓和养老院相比，这种集合体本身不应该被看作是完整的居住实体。“居住”的构划包括了所有相关的社交、学习等空间，而独立的儿童房则集中在这一集合体之外的独立的建筑中。以此满足以下的总体要求：所有家务管理和公共功能集体化和集中化；每个成年人的住房减少到一个单元；把劳动妇女从家务和抚养子女中解放出来；提高工人阶级的住房标准和文化水平；支持大众教育、体育和社区生活；全面的医疗服务；城市整体重组；将个人的私人生活限定在单一的标准化的居住单元内。具体到这一个案例中，它座落在公园的中心，远离街道的噪音。窗户就像手风琴那样打开，居住单元就变成一个被绿色植物环绕的开放露台。这样一来，房间的感觉消失了，从而成为一个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平台。较短的一侧设有儿童之家、餐厅、厨房和洗衣房。每个公寓单元有两层楼高。房间的高度为2.2米，两层楼的空间为4.4米。每两层都有连续的侧走廊。屋顶花园。底层是休息和娱乐室。在金兹堡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的个人公寓已不再适合于新的居住关系，因为那种居住关系是建立在统一的家长制家庭以及琐碎的个人主义行为的原则之上的。工人家庭的经济日常事务（营养、清洁、洗涤）以及子女的教育、照顾和管理，以及满足工人和子女的文化和体育需要，都可以而且必须集体化，也就是在集体的基础上进行。所以，这些房间的功能和特性都必须服务于整个集体，而不仅仅是为单个个体服务的，都必须重新塑造成相应的高度集体化的场所：食堂、公共休息室、阅览室和图书馆、健身房、儿童保育室和托儿所等；单个人的房间寝室、洗手间、个人使用的房间和科学工作的房间。然而，在住宅楼刚建成不久，这一构想就受到了斯大林集团的批判和严厉打击。OSA1928年会议合影Moisei GINZBURG｜1892年6月4日-1946年1月7日金兹堡的“Narkomfin”｜苏联的集体生活蓝图｜2015本文2500字以内｜接上期在莫斯科普列斯尼亚区的斯大林时代“七姐妹”摩天楼的阴影下，一片杂草丛生的公园，逐渐让位于三栋处于不同腐烂程度的泛黄的建筑。斑驳的混凝土与荒芜的墙面花园尽管难以窥视全貌，但这里却是年轻苏联的乌托邦梦想——这座名为“纳尔科姆芬大楼”的六层楼高的建筑，曾经是集体生活的蓝图。该座由建筑师莫伊塞·金兹伯格和伊格纳季·米利尼斯于1928年设计的建筑，既是莫斯科城市形态演进的重要篇章，也是意识形态国家建设的见证。纳尔科姆芬大楼是为了安置财政委员会的员工而建造的，它曾是社会和建筑试验的实验室，旨在重塑理想的社会主义公民的日常生活方式（byt）。在1917年俄罗斯革命之后的几年里，新成立的苏联境内的生活条件难以令人满意。怀揣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从乡下迁入的移民，来到了这座拥挤不堪、欠发达的莫斯科，这里的基础设施和住房资源更是捉襟见肘。而建筑师们的任务就是为了解决住房短缺——同时还要构建俄国社会转型的新框架。现代建筑师协会提出的“社会冷凝器”的理念应运而生。他们通过标准化的建筑工程单元引领集体生活的革命，将私人设施限制在单个的单元内，而厨房和起居空间等则是公共的。由于这种设计，纳尔科姆芬大楼呈现为一条长长的公寓楼，通过带顶棚的走廊与较小的共用建筑相连，并以中央花园的空间为纽带。但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并不是“纳尔科姆芬大楼”背后唯一的理想：女性同样也被赋予了解放的使命。列宁在《伟大的开端》中写道：“琐碎的家务压垮、扼杀并贬低了女性……把她们拴在了厨房里。只有当全面斗争开始时，真正的女性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才会降临……这场斗争正是针对这种琐碎的家务劳动”。尽管这个组织的建筑设计旨在改造苏联国内的“日常生活方式”，但首席建筑师金兹伯格对此却并不急于求成。他认为建筑能够引导群众的活动，并“刺激而非强制”他们向“社会更优越的生活方式”过渡。然而，随着1932年建筑竣工之后，纳尔科姆芬大楼背后的集体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价值观几乎立即就变得陈腐了，在斯大林的五年计划终止这场实验之前，只有少数的这类项目得以完成。斯大林掌权后，建筑所倡导的集体解放的精神很快就被认为是“左倾”或托洛茨基主义而遭到拒斥，纳尔科姆芬大楼的共用空间日渐荒废。居民们擅自在家里安装了简易的厨房设备，原本规划在楼顶的休闲空间被财政委员尼古拉·米柳京占为顶层公寓。纳尔科姆芬大楼屋顶｜2013在遭受了多年的冷落之后，纳尔科姆芬现如今陷入了开发商与修复倡导者之间的一场拉锯战中，开发商企图利用该建筑在莫斯科的中心地段牟利，而修复的倡导者则在为其全面修复而奔走。2006年至2008年期间，开发商亚历山大·塞纳托洛夫（Alexander Senatorov）收购了这栋建筑54套公寓中约70%的产权（莫斯科政府持有另外20%，其余10%仍由个别住户拥有）。不久之后，塞纳托洛夫开始与原建筑师的孙子阿列克谢·金兹堡（Aleksei Ginzburg）合作，着手规划了一个精品酒店的改造方案。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这个项目便陷入停滞。这些独特的错层单元曾以象征性的租金出租给艺术家，但近来租金上涨已经迫使租户搬离。取而代之的是商用场所——包括中东炸豆丸子店、水烟吧和瑜伽馆等——并加强了安保措施。驻莫斯科的摄影师、“构成主义计划”的发起人纳塔利娅·梅利科娃（Natalia Melikova）表示：“现如今这里对潮人的吸引力要胜过对历史学家的。它现在迎合的是特定的人群。”在被预先告知保安并不喜欢窥探者的情况下，记者背诵着提前准备好的请求想要进入纳尔科姆芬大楼——声称要去六楼的水烟吧。穿过厚重的金属大门后，记者遭到了审视和盘问——“谁给你透露了我们的信息？”——最终被带到了屋顶，讽刺的是，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地活动。在米柳京的顶层公寓的旧址上，如今“健康空间”瑜伽馆在晴日里可以在户外上课，背景是斯大林时代阴森的库德林斯卡亚广场的摩天楼。在室内，塞纳托洛夫已经实施了“非法改造”，计划斥资约1200万美元（770万英镑）委托克莱内维尔特（Kleinewelt）建筑事务所进行翻新改造工程，其中包括私人寓所、小型酒店以及一座小型的构成主义博物馆。在五楼一间由公寓改成的炸豆丸子店内，记者采访了一位住户，他表示自己很珍视这栋楼住户的集体意识，对他们来说，租金上涨和仓促驱逐的阴影始终笼罩着生活。目前，这栋建筑物已经暂时被艺术家和时尚企业填满了，但集体生活实验的幽灵仍在纳尔科姆芬的走廊里徘徊。纳尔科姆芬周边地块坐拥黄金地段，毗邻美国大使馆和购物中心，亟待房地产开发。此前，这座建筑物曾经三次出现在世界古迹基金观察名单上，如今由梅利科娃再次提名该建筑进入2016年度的保护名录——但它日益恶化的状况正面临着风险。她解释说，如果建筑损坏程度超过了70%，纳尔科姆芬大楼可能会面临拆除而非修复的命运：“此刻对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开发商、莫斯科市政府、市民和国际社会——都是拯救纳尔科姆芬大楼的关键时刻。”许多苏联构成主义的杰作现如今在资本主义的侵蚀下日渐坍塌，取而代之的是拼凑的建筑，或者昔日建筑苍白的复制品。当邻近的豪华诺文斯基通道购物中心开业时，前市长尤里·卢日诺夫（Yuri Luzhov）曾经评论道：“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城市里正涌现出如此美妙的全新的购物中心——而不是那些垃圾。”说这话的时候，他的手正指着纳尔科姆芬大楼的方向。致力于推动城市先锋派建筑保护的梅利科娃，其发起的“构成主义计划”正期盼着这座建筑能得到审慎的修复：“改造已成定局，纳尔科姆芬大楼的原真性正面临着威胁。莫斯科不需要又一座复制品”。纳尔科姆芬大楼室内，艺术家正在搭建舞台｜2013▶ 版权归编译者所有，编译者已授权发布。文章来源｜网络多篇资料整合未完待续▶ Away from All Suns｜2013伊莎贝拉·威林格（ Isabella Willinge）的纪录片《远离所有太阳》聚焦于三个当代的个体，他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与莫斯科日渐衰败的乌托邦式现代主义建筑有关。其中伊万·尼古拉耶夫的学生公社（1929年）目前正在翻修。另一座埃尔·利西茨基设计的印刷厂则面临被拆除的危险。再一座莫伊塞·金兹伯格和伊格纳季·米利尼斯设计的纳尔科姆芬大楼处于普遍失修的状态。影片调用了令人惊叹的档案影像，将这些建筑的原始状态与如今的破败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Q：为什么选定影片中聚焦的三栋建筑及其主人公的？I. Willinger：我走访了大约五十座构成主义的建筑，总是想进去看看这些地方今天的生活是怎样的。在拍摄时，我希望能找到与建筑有着特殊情感的人。但进入建筑往往困难重重——有些建筑属于军队或情报机构，我好几次被持枪的警卫当场驱逐。即使多次致函，也无法进入像面包厂等工业建筑。而住宅楼则必须事先与有的人建立起联系后才能进入。Q：你使用了二十世纪20年代的纪录片素材，其中包括维尔托夫的作品。1920年代的电影人是否大量地拍摄了构成主义的建筑？I. Willinger：维尔托夫的影片中有几处构成主义建筑的镜头。爱森斯坦的《总路线》里，有出现过一栋由布罗夫设计的构成主义农舍。但总地来说，这类建筑的影像资料少得惊人。尤其缺乏展现建筑表现力的镜头——就像我们能从罗钦科的摄影作品中所呈现的那种效果。不过，我们在新闻短片中发现了一些令人惊叹的镜头。为了拍这部电影，我大幅度地放慢了那些镜头的速度。于是画面便流淌出了生活的片断：纳尔科姆芬大楼前玩耍的孩子，还有鲁萨科夫工人俱乐部前街头上翩然起舞的两个路人。Q：为什么构成主义的建筑如此鲜为人知呢？I. Willinger：在建筑领域，构成主义在国际上广为人知而且也备受推崇。像扎哈·哈迪德和雷姆·库哈斯这样的当代著名建筑师都深受影响。在苏联时期，随着国家日益走向威权统治，艺术实验在30年代初戛然而止。斯大林于1932年推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扼杀了可能是二十世纪最原创、最颠覆的艺术运动。对于斯大林建立的体制来说，这些构成主义建筑过于新颖和先锋，显得格格不入，被斥责为离经叛道的资产阶级产物。时至今日，俄罗斯社会仍然很少意识到构成主义的价值。Q：构成主义的杰作普遍面临着被毁坏的威胁吗？I. Willinger：许多建筑正在被拆除，因为莫斯科的房地产价格位居世界前列。有一些民间团体正努力拯救尚存的这些建筑。但在很多人眼里，这些建筑看起来太普通了，缺乏美观。美似乎总是与装饰性联系在一起。或许这种对简约的漠视，这种本应传递自由乃至民主的价值观，恰恰映射出当今俄罗斯的政治现状。不过，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似乎开始关注到了这些建筑，组织了构成主义的城市漫步或展出活动。但政府层面亟需采取行动，因为此时此刻，许多建筑正在消亡。在金兹堡和米利尼斯的纳尔科姆芬大楼外玩耍的孩子们｜1930年代▶ 院外自从2017年4月试运行到2018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作为激励师生共同研习的方法，各板块的定位不同，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BAU学社探根究底，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星丛共通体回溯源起，以译介瓦尔堡、塔夫里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建筑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讲读中砺炼；回声·EG形与势俱备，从“美学与政治”这一矛盾情境出发，以批评式导读与导读式写作，次第引入空间政治、媒介政治、生命政治，共构审美论域；批评·家教学相长，深入个例以梳理历史的特定脉络，转换视角以突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持续组织线上的文本庭审以及线下的共读活动；BLOOM绽言与行贯通，以“都市状况”为核心议题，以展示与策动为支撑，辩证地介入建筑、城市、艺术、技术相互联结的当下语境。▶ 院外计划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汇集、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这一目标。▶ 批评·家／BLOOM绽｜议题 ▶ 乌托邦｜世纪观｜大众史｜有用，太有用了！｜人类之眼｜技术之幕｜批评-历史 ▷ 建筑批评的限度｜艺术动词案例卡｜世纪先锋派｜艺术的新构型｜无量纲的运动｜苏联的构成与建设｜科幻现实主义｜城市之冠｜最低限度的住所｜直接到场的诸历史｜木与夜孰长与银盐热｜业主与建筑师｜绽-展 ▶ 展示之于建筑｜以展示开启社会工程｜都市状况与策动｜后规划时期的城市展｜UnTOPIA｜POSTARCHITECT｜战-栈-㠭 ▷ 社会更新圆桌｜评论展：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在地建造｜建筑，或者建筑｜没有建筑的建筑师｜景观争夺战中的成像术｜国际XX｜DUPECITY｜F.A.N & G.U.N｜后勤 ▶ 小坐｜小谈｜小讲｜庭审｜ 修改于

诗意与严谨｜保罗·克利在包豪斯的教学｜包豪斯人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EXTITUTE｜BAU学社｜媒介论与空间论的会通文｜Christine HOPFENGART／译校｜南汐、豆浆／责编｜BAU+院外陆续整理包豪斯人的内容：以与包豪斯相关的个人的创作与经历为主要线索，以现代主义运动可容纳的多样性及其深度，考察每个个体对新的共同体信仰的不同预见。这项工作不止于填补某段被忽略的空白，或是重新打捞包豪斯的历史遗珠，更希望能够打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本次推送的作者2001年加入伯尔尼保罗·克利基金会，参与创建保罗·克利中心（Zentrum Paul Klee），并负责研究与展览事务至2011年。本文介绍的是保罗·克利在包豪斯期间的教学，收集了在包豪斯接受过克利课堂训练的学生们所做的作品、笔记及其记忆内容，结合克利本身的基本信息，以一窥克利在包豪斯执教期间的教学形象。克利的教学特点，一方面在于他理论中的人类学倾向，另一方面则在于它们在宇宙整体系统中对自身位置的锚定。克利讲到“客体人性化”时，他的论证中融合了概念、科学和哲学的思考。此外，在克利的教学中，他断然地反对教条主义，他试图训练出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和思维能力的学生。他会刻意破坏学生们直接接受教师观点的意愿，甚至，在课程结束后常撂下一句话：“顺便一说，我所讲的只是一种可能性，我自己都没有试过。”学生作品中的纯粹异质性表明，克利的教学主要面向的是个性化的解决方案……他呼吁学生们要“尽可能地用最个性的方式去发明所需的设计来完成任务。”Paul KLEE｜1879年12月18日-1940年6月29日诗意与严谨｜保罗·克利在包豪斯的教学｜2009本文2500字以内1927年8月22日，一个星期一，包豪斯学生莱娜·贝格纳（Lena Bergner）完成了她的这幅水彩作品，取名“光辉/漂移中心”（Radiance/Drifting Center）。她在画作背面做了注解：“包豪斯/克利的课程”。而当时她的老师正在科西嘉岛（Corsica），不仅沉浸于地中海文化，更秉承着他旅行的风格，深入地考察这个岛屿和岛上居民的风土人情，以期能将自己的所见所感转化为艺术创作。因此，贝格纳其实并非在课堂上完成的作业，而是在学期之间的假期里完成的。通常人们会认为此事无关紧要，但是，此事发生在1927年的夏天，也就是说此事涉及到此时保罗·克利在包豪斯任教期间的一些症结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在那时激化的，直在1931年克利转赴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the Art Academy in Dusseldorf）方告解决。1921年4月，保罗·克利已经开始在包豪斯执教。直到那时，无论是作为教师还是作为学生，他都几乎毫无艺术教学上的经验。在加入包豪斯之前，他门下只招收过一名女性私人绘画的学生，并且，他也曾中途从慕尼黑艺术学院辍学。他拒绝接受正规的课程，而宁愿退居到他父母的家中，以继续他自我探索的艺术之路。在包豪斯担任教学职务后，克利意识到不能再依靠以往成熟的教学体系，于是他构思出自己的“构图研究班（composition study class）”。直到1921-22年冬季学期开始，他才开始系统地确立了“视觉形式教学（Bildnerische Formlehre）”的课程，到后来，这一课程也成为包豪斯基础研究的固定组成部分，并规定成为了所有学生第二学期的必修课。可以说，包豪斯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都曾经上过这门课。 Fire at Full Moon｜Paul Klee｜1933克利的教学特点，一方面在于他理论中的人类学倾向，另一方面则在于它们在宇宙整体系统中对自身位置的锚定。克利讲到“客体人性化（humanization of the object）”，而且在他的论证中融合了概念、科学和哲学的思考。此外，在克利的教学中，他断然地反对教条主义，他试图训练出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和思维能力的学生。他会刻意破坏学生们直接接受教师观点的意愿，甚至，在课程结束后常撂下一句话：顺便一说，我所讲的只是一种可能性，我自己都没有试过。克利的学生一致认为他的教学客观且逻辑缜密，并且学生们认为他的课堂“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先有海伦妮·施密特-农内（Helene Schmidt-Nonne）说起：“他的作品常常像是数学家或物理学家的公式，但经过仔细推敲后，却又都是最纯粹的诗篇。”后来桑迪·沙文斯基（Xanti Schawinsky）也回忆道：“他在课上言简意赅……他不喜欢充满戏剧性色彩的课堂。”在现存的大量笔记、习作和色彩研究中，我们都能看到其与这种课堂特色间的相呼应。除了他的“视觉形式教学”课程外，克利还参与素描人体等传统艺术教学活动。但最重要的是，他必须在各个工坊担起形式导师的职责。他负责管理装订工坊，这个工坊关闭之后，他又负责了玻璃彩绘工坊的主管。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他在织造工坊的教学活动。从1927年夏季学期起，克利在此开设了设计理论课程，重点探讨了平面构图与细分技法及其在纺织品设计中的应用。他提出的方形排列法与横条纹体系引发了强烈的共鸣。在包豪斯的第一年里，克利在是否能够调和艺术创作和教学活动上一直心存疑虑。“就在工作室里，我同时要处理六幅画作、素描的创作，同时还要构思我的课程内容。所有这些事情必须同步进行，否则便无法实现。”他在1921年末给他的妻子丽莉（Lily）的一封信中如是写道。与此同时，他发现给教学赋予一些限制的做法反而是有益的，因为这迫使他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艺术立场。然而历经多年，克利仍感觉到教学负担越来越重。因此，从1926年冬季学期开始，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参加第四年的学习计划，克利和瓦西里·康定斯基就合作建立了所谓自由绘画课程——这是一种不受包豪斯计划约束的教学形式。马克斯·比尔（Max Bill）称此课堂是为学生们提供治愈“绘画病”（Maladie de lapeinture）的场所，让学生们得以释放潜藏的创作欲望，并在绘画这种自律的媒介中自由施展。在1927年的夏天，也就是莱娜·贝格纳创作她的水彩画的那个夏天，克利对不受干扰的艺术作品的需求，已经开诚布公地与包豪斯的总体目标形成冲突。克利不仅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延长了几周假期，还着手重组“设计课程”（Gestaltungslehre）。他将理论与实践分开，并遵循理论介绍，“将实际操作的指导权完全交由学生自己掌控。”这就是贝格纳学习期间的教学模式——它的质量和精确性不仅体现了深厚的学识，更是克利倡导的学生自主性的实践成果。Radiance/Drifting Center｜Lena Bergner｜1927莱娜·伯格纳于1926-27年的冬季学期来到包豪斯学习，主修纺织专业。就如其他学生一样，她也从一些基础教学开始学起，并在1927年的夏季学期参与了克利的“视觉教学”中。1930年十月，她完成学业并取得包豪斯的学位证书。1931年，她嫁给汉斯·梅耶（Hannes Meyer），并与他一起前往了莫斯科。在墨西哥和悉尼生活多年后，她于1981年逝世。从她的遗产中，我们找到了她在克利的课堂上做的大量记录和练习册。此间还有她课堂笔记的文字记录，以及大量的各种形式的习作。水彩画“光辉/漂移中心”的出现与克利的教学方式紧密相关。像其他与本课程相关的学生作品一样，这幅画探讨了构图中心的建立及其对画面结构的影响。关于克利本人，我们知道在他暑假的最后几周，他也密切关注着这个话题，在他写给妻子丽莉的信中，他说道：“现在，我终于能真正地投入到创作了，我正在完善焦点构图的构建方案。”实际上，他的教学文稿中确实留下过一组表格，表格上以各种方式在构建焦点。三件以“焦点的建立”（establishment of foci）为主题的重要的学生作品也被保留下来了。康拉德·布斯歇尔（Konrad Püschel）选择了一种透视构成法，这种方法仿佛产生了一个中空的物体深度。休伯特·霍夫曼（Hubert Hoffmann）则勾勒出了漏斗形的立体花环。这两者在视觉语言上都很接近保罗克利在他示范画作中应用的几何学构造形式。莱娜·伯格纳则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构思了一个对立的，富有张力的、色彩明亮富有活力的且呈现宇宙现象的构造图形。她用这一富有表现力的象征主义回应了这项任务最终的冷静的意图。勾勒出“漂移”中心轨迹的彩色圆圈让人联想到月相变幻和宇宙联结的光束系统，而分别为蓝色和黄色互补的双中心，让人想起昼夜、日月的更替。伯格纳的一幅草图清晰地显示了这种构图所需的辅助线，但在最终的版本中，也表明出她更多将关注点落在了色彩和构图的视觉冲击力而不是几何的精确性上。我们无从知晓克利的反应。然而，这些学生作品中纯然的异质性，恰恰表明了克利的教学注重的是个性化的解决方案，这也印证了伊达·克尔科维乌斯（Ida Kerkovius）的回忆——克利要求他的学生们“尽可能地用最个人化的方式去创造出所需的设计来完成作业。”Pedagogical Sketchbook｜Paul Klee▶ 版权归作者-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文章来源｜Bauhaus: A Conceptual Model｜p.217-220 未完待续▶ BAUHAUS｜1927▂ 诗意与严谨｜保罗·克利在包豪斯的教学▂ 思辨性的挂毯｜根塔·斯图尔策的《红绿拼接毯》▂ 包豪斯生活的活力｜勒克斯·费宁格《包豪斯的体育运动》▂ 告诉我你如何庆祝，我就能告诉你你是谁｜奥斯卡·施莱默的德绍包豪斯节▂ 作为审美构划的包豪斯丛书｜23x18开本的先锋之声▶ 院外自从2017年4月试运行到2018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作为激励师生共同研习的方法，各板块的定位不同，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BAU学社探根究底，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星丛共通体回溯源起，以译介瓦尔堡、塔夫里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建筑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讲读中砺炼；回声·EG形与势俱备，从“美学与政治”这一矛盾情境出发，以批评式导读与导读式写作，次第引入空间政治、媒介政治、生命政治，共构审美论域；批评·家教学相长，深入个例以梳理历史的特定脉络，转换视角以突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持续组织线上的文本庭审以及线下的共读活动；BLOOM绽言与行贯通，以“都市状况”为核心议题，以展示与策动为支撑，辩证地介入建筑、城市、艺术、技术相互联结的当下语境。▶ 院外计划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汇集、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这一目标。▶ BAU学社｜学社 ▶ 设计史？艺术史？思想史！｜情境对话中的“理念”｜包豪斯流｜历史转承中的“演练”｜包豪斯人｜技术演革中的“建造”｜对话包豪斯｜社会工程中的“基进”｜BAU与营造｜教学现场中的“国际”｜人-物-文 ▷ 包豪斯女性｜包豪斯展示｜包豪斯建造｜建筑师形象的重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不完美世界的原则：汉内斯·迈耶｜改良人类知觉：拉兹洛·莫霍利-纳吉｜空间中的舞者：奥斯卡·施莱默｜包豪斯二十四讲｜包豪斯与先锋派｜译丛 ▶ 重访包豪斯｜教学草图集｜包豪斯剧场｜新构型｜新构型艺术的基本概念｜绘画 摄影 电影｜无物象的世界｜德绍的包豪斯建筑｜立体主义｜奥斯卡·施莱默的书信与日记｜总体建筑观｜包豪斯悖论：先锋派的临界点｜奥斯卡·施莱默的现代与后现代舞台｜包豪斯冲突1919-2009：争论与别体｜

速度暴政下的炮灰｜维利里奥《速度与政治》导读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EXTITUTE｜回声·EG｜声声入耳／念念不忘原文｜从炮灰到速度的暴政／改编｜回声·EG+本次推送的是院外“空间生命政治导读”系列（即“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与政治”学术论坛）中的发言整理稿之一，并在原文记录整理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编扩写。当时，维利里奥仍然在世，2018年9月10日，维利里奥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6岁。在主讲人看来，维利里奥是当时仍然在世的最重要思想家之一。目前，国内学界主要是在艺术或激进左翼两种语境中理解维利里奥的，这两种理解不能说是误读，但仍然不能完整反映维利里奥思想的真实面貌。这篇讲稿结合维利里奥本人的切身经历，通过对其成名作《速度与政治》的导读，认为维利里奥最主要的思想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种激进的现代性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军事和工业的复合体，竞速是现代性的本质，生命不得不服从于现代社会这种不断加速的节奏。很难想象某种替代性的前景，或许，“速度的暴政”便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命运。在时间的战争中无产阶级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时间的战争，实际上就是消灭时间的战争，加速的战争。速度学其实应该叫加速度学。Paul VIRILIO｜1932年1月4日-2018年9月10日从炮灰到速度的暴政｜《速度与政治》导读｜下｜2017本文6000字以内｜接上期速度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当年他在曼彻斯特目睹人类历史上第一列火车飞驰而过时，被那种速度深深震撼到了。这是速度带给他的直接体验——这个看似如此小巧的蒸汽机头，竟然能爆发出巨大的力量，牵引着这么多的车厢、这么多的货物、这么多的人，向前奔驰。由此，他就将这种经验升华为一个隐喻，革命，正如火车头，是历史前进的引擎。而在维利里奥这里，历史的“火车头”并非革命，而是速度本身。因此，在维利里奥这里，速度并不是我们通常按照马克思所感知的，仅仅源自一种“经验”。它更于媒介息息相关——我们是用手机、网络还是广播电视，或者我们是乘马、乘船还是坐汽车、火车、飞机。速度不仅关乎我们如何体验世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是什么构成了速度的“动力因”？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经验？正是因为交通运输和信息传播都在加速。这一点在直观层面并没有任何难理解的地方。难理解的在于，维利里奥把“速度”这一点从众多的现象中抽离了出来，把它提升成了一种具有本体论意味的维度。从文风来看，维利里奥从未试图构建一套规整的哲学体系或者说理论范式。他写的那么多书都是东拉西扯的，更像是一场场天马行空的思想散论，篇章之间没什么章法可循，上一本和下一本之间也没什么关联。如果你要说有什么维利里奥思想，那几乎是无法概括、无从总结的。我们只能说他是具有本体论意味的，我们可以从中捕捉到切入现代性议题的犀利洞见。他的速度学里（用最通俗的翻译）有个核心诊断——传播速度塑造了军事空间——第一性的东西是传播速度的加快。而军事，克劳塞维茨看来，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反过来更进一步，或者可以借用福柯的话说，政治是战争的延续。先是提速，然后有了军事空间，然后有了政治空间。社会空间也好，城市空间也好，其实是由军事空间和政治空间来决定的。换言之，在维利里奥看来，军事空间和政治空间是第一性的，而通常以为是第一性的城市空间，人们生产的这个空间，在维利里奥看来反而是第二性的。听起来这个好像挺违背常理。但是，好像又很难反驳他。他抓到了问题的根本，就是所谓的激进。radical，事情的根本。城市不是根本，交通运输不是根本，战争才是根本。人的根本不是人本身，而是炮灰。 维利里奥为什么最后会对现代性得出一个很悲观的论调？因为他认为现代性是靠速度的不断提升来支撑的，而这个速度的提升，首先并非体现在信息传播或者说交通运输的速度那里，而是体现在武器的速度的提升。所以他在某一章的引言里用了《孙子兵法》的一句话，“兵贵神速”。The speed is the essence of war. 直译过来就是“速度是战争的本质”（或者说是战争的精髓。）——精确地揭示了他对现代性危机的核心诊断：战争的速度逻辑，才是驱动现代性的根本动力。在汉语的语境中，“兵”这个词是有多种含义的。它既可以指士兵，也可以指战争，还可以用来形容武器。《孙子兵法》中的“兵贵神速”，本意固然讲的是战争，战争贵神速。但不妨把它做一个狭义的理解，将“兵贵神速”理解为武器贵在神速。武器最重要的因素正是速度。为什么西方的船坚炮利能打败我们这个几千年的帝国，根本在于它的速度比我们快。它的船比我们快，它子弹的速度比我们的冷兵器快，它打得到我们，我们打不到它。维利里奥由此指出，整个现代性的推动就是以武器速度的推动来标志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过去要从法国境外打到巴黎，从德国打到巴黎，起码要一个月。可能大家都读过都德的小说《柏林之围》。又比如在拿破仑百日复辟的时候，巴黎报纸的新闻标题，第一天是“科西嘉怪物在儒安港登陆”……第三天是“卑鄙无耻的窃国大盗逼近格勒诺布尔”，第四天是“拿破仑·波拿巴占领里昂”，第五天是“拿破仑将军接近枫丹白露”，第六天是“皇帝陛下于今天抵达他忠实的巴黎”。他花了一个星期。但是，如果是导弹呢？打到巴黎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对吧。哪来得及出什么报纸，登什么标题啊。到时候也没有报纸了，就是拿手机在社交媒体上发条新闻啦。哪怕导弹都打过来了，你还在发“导弹快打过来了”，“爆炸了”，“都一片火海了”。然后……我都成炮灰了，我还发什么新闻呢？当然，从步兵到导弹，这中间会有很多过渡，中间经过了坦克、飞机。它是一个逐步加速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里面的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什么“自由、平等、博爱”啊，在现实中不过就是“炮兵、步兵、骑兵”。因此，武器速度的加快，实则是推动现代性进程最关键的动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速度已触及到了某种壁垒，到了一个极限，遇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墙了，速度没有办法再加快了。然后我们就很恐惧。核武器打到我们头上需要几分钟啊？我们能监测拦截吗？这是他的速度学的第一个要点。军事工业复合体那么，维利里奥的第二个核心要点是什么？他认为，国家存在的根本逻辑就是扩张。当然第一步首先是要控制，国家要控制你的这个空间，控制你的城市，控制你的道路，但是更重要的是，国家控制你的空间是不够的。当然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作一个评论，说这是因为资本的积累出了问题，要找新市场，所以要扩张。然而维利里奥他不谈资本的事情。他仅仅从现象层面去看，空间上的扩张。你要走出去。国家必须向外扩张，否则便只能走向衰亡。这是现代性的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比如二战时期的德国，就是生存空间的问题，不扩张就是死路一条。因此他对国家的理解绝对不是一个固定的疆域，而是一种必须不断向外伸展的动能。那么在这个扩张的过程中，社会将会达到怎样的一种状况呢？用福柯的比喻就是“全景监狱”，当然福柯引用的是边沁。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整个国家、整个空间，似乎都处在一个直播的监控统治之下。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明白了……在维利里奥那里，这种实时的（所谓的real time）技术构建的虚拟空间，早已悄然成型。而今天，有手机和网络了，这么一个实时的暴政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眼前。所以说到最后，维利里奥得出的论断是颇为悲观的。但是他不做悲观的论断，只是描述现象。在他看来，现代性到最后是什么，是一个军事和工业的复合体。现在我们讲军民的融合，或者军工技术的民用化。其实很简单，其本质就是这一逻辑的体现。我们举个例子，互联网。为什么会有互联网，冷战那个时候，美国担心万一苏联的核弹打过来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个信息传播不就被打乱的吗？于是想到把一个信息分几个包，分包传。这个信息包从这边走，这条路走不通，那个包从那边走，最后我只要在搜集点把各个包搜集齐了，你不管这个包从哪个路上来的，我就可以恢复整个信息了。换言之，互联网本质上就是一项军事技术。同样的情况是，高铁最初也具有显著的军事背景。等到1991年、92年，冷战结束之后，这类技术才正式开启了军转民的进程。维利里奥最终的核心指向就是这样，军事工业复合体。尽管严格的来说，他也没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再说他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没有什么绝望不绝望的，他干自己的事儿就完了。所以你们怎么想，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值得一提的是，第六国际是他隐性批判的对象，而不是他寄予希望的解放的对象。关于《速度与政治》这本书以及维利里奥的主要思想就概述到这里。下面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一看这个目录，大家就知道这完全是一本左派失败的书。他一开始就谈革命为什么失败。竞速专政的革命：从街垒战到国家的权利，从路权到国家的权利，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竞速术的进步：从空间权到国家的权利，全书的第四章开始讲战争。比较重要的是第三部分，竞速专政的社会。这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批判理论”。那么这里他提出了一种历史的分期理论。因为一般的学术常规，对历史分期理论是很关注的。流通的悖论性存在他提出的历史分期理论，就好像沙漠中的第一口甘泉一样，看到他的历史观，历史是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第五段，那么已经能够把握住了。这个当然是比较庸俗的，但是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把手。 这本书最前面是英译者的导言。导言里说，保罗·维利里奥的现代性是后勤学的。但它更为激进的表述，根本就是战争现代性。或者说，革命战争的现代性。在《速度与政治》这本书的开篇，维利里奥就指出，“在每一次革命中，都有关于流通的悖论性存在”。这里的流通，英译本用的就是circulation这个词。紧接着他就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话：The first assemblies take place on the large boulevards, where Parisian life circulates with the greatest intensity.恩格斯这句话的深意在于，林荫大道成了巴黎人的生活的“最大强度的流通”场所。巴黎人的生活的最主要的流通场所，当然就是“巴黎的主要命脉”。血管当然是负责流通的。恩格斯这句话其实可以跟1931年戈培尔的一句话联系起来看。戈培尔在1931年说了一句话，“大街上出政权。”不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而是“大街上出政权”。要搞革命，首先要占领大街，革命的理想地点是大街。为什么大街如此重要？为什么要占领大街？为什么大街成了群众的主要聚集场所？而不是去占领建筑物、或者去占领一个城市的空间？这是因为，在维利里奥看来，城市不仅仅是节点，是一些居住地，而更重要的是居住地加上流通网络——河流、路、海岸、铁路。大家可以观察全球主要城市的分布规律，包括中国的很重要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在大江大河的边上，因为一开始的交通运输走的是水路。法国塞纳河、英国泰晤士河、天津的海河、尼罗河、恒河……所以城市不是第一性的。交通运输是第一性的，这个流通才是最重要的，是第一性的。如果没有这个流，没有这个贸易和这个信息传播，这个城市（城市的空间）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不是你划个圈说我这里要建个城市它就是城市，你需要流啊，人流，物流，信息流。你不流过去，这就没有城市。那么，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到底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马克思所分析的那种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现象，已经不再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现象。如今最重要的现象是移民——也就是“流”，就是逃亡者，难民，就是农民工啊什么的群体的迁徙。现在的无产阶级像是被驯化的野生动物，他们晚上住在笼子里，也就是离城市很远的郊区，然后白天从笼子里被放出来，离不开这个地铁等交通工具……这已经成为一种显著的城市景象。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国家就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了。国家它最重要的职能是交通管理的工具。国家的权力体现在对交通的控制上。或者说刚刚那个词，circulation，对流通的控制。这个流通是广义的概念，既包括人与物的交通运输，也包括无形的信息传递。从炮灰到速度的暴政所以大家也不难看出，这其实是一个左翼视角的著作，跟艺术没什么关系。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他是如何讲述现代性的兴起——他就找了两个象征：大众汽车和福特汽车，正好一个是德国一个是美国，映射出两种不同形态的极权主义。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简要地概括一下：他是从二十世纪的现实的经验来讲，就是说极权主义的起源就是跟大众的运动、群众的运动相关联的。在纳粹德国，希特勒他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样才能打仗，才能当炮灰。所以大力发展摩托车，后来又制造了汽车，然后又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他定了一个目标，要制造每个家庭都可以买得起的车——于是有了“大众汽车”。美国就更不用说了。亨利·福特为了他的公司发展，提出了“8小时，5美元日薪”这样一个概念。他的工人每天只工作8小时，工资5美元。一下子提高了人民生活，也提高了人民的速度。因为人民买得起汽车了。随着速度加快了之后，人们的休闲时间看似增加了，然后呢，资本它也不让你真地闲着，让你继续去搞各种休闲活动。因此，维利里奥指出，现代社会的统治就是快人对慢人的控制，更确切地说，是对不动人的统治。真正的富人基本上是不停流动着的，比如比尔·盖茨，他常年乘坐在飞机上到处飞，到处讲演或做慈善，到非洲或者什么地方。文艺明星和体育明星也是这样。而我们一般的人就守土重迁，就待在小城市好了嘛。读完大学最后还是回家乡小城工作。他没有想到我要去大城。维利里奥在这儿就巧妙地利用了法语的两个发音相似的词，就是“快”（vif）和“活”（vie）这两个词。维利里奥说，快就是活，活就是快。反过来说，静止就意味着死亡。……维利里奥的战争现代性理论说的正是这件事。如果你想过一种小资的宁静生活，现代性是肯定不让你过的。所以，“安得广厦千万间，风雨不动安如山”？最后，我们来简要地梳理一下维利里奥的历史分期理论。他将人类历史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没有载具的社会，也就是没有交通工具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妇女就是后勤的亲属，战争的母亲。男子当兵在前线，妇女纺织在家园——豫剧《花木兰》里是这么唱的。淮海战役，胜利是小推车推出来的，这是后勤。没有载具，只好身体去干了，我们的肉身去干，这就是战争。接着，第二个阶段，进入到了有载具的社会。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第一个最伟大的发明是轮子。这个载具就开始出来了，流通就开始增加了。第三个阶段，就是速度和技术载具的这样一个帝国。我们现在基本上身处的这个阶段，就是骑兵、炮兵，就是说马啊，坦克，飞机，火车，都来了。载具的速度不断突破上限，不仅重塑了交通运输的格局，更彻底改写了战争的形态与现代性的演进轨迹。但在维利里奥的分期框架里，最具关键意义的是第四个阶段——也就是他亲身经历的时代，一个代谢载具被技术载具压倒的时代。所谓代谢载具，就是这个人的肉身，就是我刚刚说的中国的文明嘛，冷兵器时代的东西。代谢载具如何能敌得过技术载具呢？它这么船坚炮利，然后就被它打败了。这就是恩格斯所描述的，奥斯曼把林荫大道修了，然后你就被它打败了。也正因如此，身为一位激进左翼思想家，维利里奥认为今天这个时代标志着“在时间的战争中无产阶级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所谓时间的战争，实际上就是一场消灭时间的战争，加速的战争。速度学其实应该叫加速度学。它不是一阶导数，而是二阶导数。就是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而你在这个战争中已经看不到一个代替这种技术载具、这个速度工具的社会的可能性。无论你想象社会怎么变，但这个速度的加速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这个好像也看不出有什么替代的前景。所以，最后就是速度的暴政。从炮灰到速度的暴政。我们似乎注定要永远生活在这种速度的暴政之下了。▶ 版权归主讲、记录整理与改编者所有，改编者已授权发布。文章来源｜院外“空间生命政治导读”系列｜2017▶ 维利里奥的著作（不完全）目录1.《地堡考古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军事空间的研究》，1975.2.《论领土的不安全性——当代地缘政治学散论》，1976.3.《速度与政治——竞速术散论》，1977.第一部分：竞速专政的革命1.从街垒战到国家的权利2.从路权到国家的权利第二部分：竞速术的进步3.从空间权到国家的权利4.实际的战争第三部分：竞速专政的社会5.无能的身体6.代谢载具的寄宿7.无产阶级的终结8.对安全的消费第四部分：紧急状态。4.《大众防卫和生态斗争》，1978. 5.《消失的美学——电影学散论》，1980. 6.《纯粹战争》，1983. 7.《知觉的后勤学——战争和电影（第1卷）》，1984. 8.《批判的空间——城市化和新技术散论》，1984. 9.《否定的视域——竞速景观散论》，1984.10.《视觉机器——新表征技术散论》，1988.11.《极性的惰性——环境控制散论》，1990.12.《沙漠盾牌——战争史记》，1991. 13.《发动的艺术》，1993. 14.《解放的速度》，1995. 15.《信息炸弹——论信息技术发展的后果》，1998.16.《事件的风景》，1996.17.《兵不厌诈：科索沃战争的开端》，2000.18.《沉默的程序》，2000. 19.《恐慌城市：别处从这里开始》，2003. 20.《无尽的艺术》，2005.21.《原初的意外》，2005.22.《灾难大学》，2007.23.《瞬间的未来主义：停止-弹出》，2009.24.《大加速者》，2010. 25.《恐惧的行政管理》，201026.《缺省的风景》，201227.《大逃逸》，201428.《时间的惯性》，201729.《赛博世界》，2018▶ 院外自从2017年4月试运行到2018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作为激励师生共同研习的方法，各板块的定位不同，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BAU学社探根究底，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星丛共通体回溯源起，以译介瓦尔堡、塔夫里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建筑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讲读中砺炼；回声·EG形与势俱备，从“美学与政治”这一矛盾情境出发，以批评式导读与导读式写作，次第引入空间政治、媒介政治、生命政治，共构审美论域；批评·家教学相长，深入个例以梳理历史的特定脉络，转换视角以突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持续组织线上的文本庭审以及线下的共读活动；BLOOM绽言与行贯通，以“都市状况”为核心议题，以展示与策动为支撑，辩证地介入建筑、城市、艺术、技术相互联结的当下语境。▶ 院外计划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汇集、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这一目标。▶ 星丛共通体／回声·EG｜专题 ▶ 辩证能量：瓦尔堡的图像研究与历史想象｜先锋派，一场世纪对话｜包豪斯十四年：先锋派的临界点｜共读 ▷ 启蒙辩证法｜走向新宣言｜美学理论｜装饰与罪恶｜艺术与生产｜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计划与乌托邦｜空间的生产｜帝国与传播｜理解媒介｜地堡考古学｜译-写 ▷ 瓦尔堡｜阿多诺｜最后的马克思｜塔夫里｜后革命与世界体系｜列斐伏尔｜现代性与日常生活｜麦克卢汉｜生产方式对信息方式｜居伊·德波｜排场社会与地理主体｜技术网络与人器纪｜朗西埃｜山寨现代性｜画讲-图说 ▶ 建筑物与像｜论坛 ▶ 空间生命政治｜美学与生命政治｜美学与政治｜媒介批判｜都市魅惑与图像｜建筑批判文献阅读｜城市危机与空间政治｜

院外研讲｜走向建筑师自己的那种城市哲学｜陆兴华（20260113）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EXTITUTE｜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诸体制边缘的小型框架，主流学院体制结构之外的学园；以人与内容为导向的知识生产，对环境的社会政治解读；质疑各种既有权力架构的特权，积极投入社会现实；展开无人问津的反思、评论、研究，在专业的边缘创造：专家思维与局外人的遭遇与碰撞，排他性的不断反复谈判。自主组织小型的外来的结构，无需参照既有的某种结构！勇于实验的抱负，未必被认可的实验室；异见与批判，既是组织性的实践，又要拆解它的组织；学习如何忘掉学过的事物，发起协作项目；不依赖常规运作，反思实践与专业之间的差别。（2015）讲座：走向建筑师自己的那种城市哲学活动时间｜2026年1月13日（周二）｜14:00-17:00活动地点｜百新书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620号走向建筑师自己的那种城市哲学For Each Architect a City-Fiction or an Architecture-FictionSome Thoughts on the Spiritual Destination of an Architectural Career 主讲｜陆兴华嘉宾｜王家浩主持｜胡方麒活动时间｜2026.01.13（周二）｜14:00-17:00活动地点｜百新书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620号活动主办｜GM5学术支持｜EXTITUTE·院外×埸外陆兴华哲学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有《人类世与平台城市：城市哲学1》、《走向全球城市化：城市哲学2》（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年、2024年）、《人类世设计哲学》（上海文化出版社，即出）、《论人类世艺术》（商务印书馆，2023年）等。王家浩建筑与艺术批评人。近十年来，发起、策划并组织建筑、城市与艺术跨界领域合作的展出，论坛及项目。近年来，关注“世纪先锋派现代建筑批评史”理论课题。联合主持BAU学社，创办“院外”，策划主编「重访包豪斯译丛」的系列出版物。著《包豪斯悖论：先锋派的临界点》，译《总体建筑观》《德绍包豪斯的建筑》。胡方麒同济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主要关注以对象为导向的本体论（OOO）与Timothy Morton的生态思想。平台城市正进一步后撤。城市只是堆栈（Benjamin Bratton）的六分之一了。建筑设计已成为对抽屉甚至螺帽的设计。建筑学已成为批判理论，而建筑术已必须是对当前文明的通用策展了。每一个建筑行动都在重新策展那些流传下来的城市纪念碑/人工物，是又一次重申了城市本身的那些固有功能。一个建筑师在1962年或2026年设计小学或剧场，是分别在用完全不同的城市哲学眼光去塑造、诱导、哺育了同一些城市功能。建筑设计导向了城市和城市哲学。每个建筑师都不自觉地先以自己的那一城市哲学来导航。可用三个坐标来描述一个建筑师在工作中逐渐形成的那一个人城市哲学的当代轮廓：事件式建筑史制图：从向现代主义致敬，到从今天的独特的设计行动开始逆溯。城市本体论：从人与自然的和谐论，走向扁平和组装。个人建筑方法论的自我辩护：从关系美学式修复和社会参与式发动，到生物圈内的调谐和纠缠。每个建筑师都带着自己的城市哲学去设计一座具体的建筑，用后者去策展了城市。他们的终身成就不是展览到美术馆的那些方案和作品，而是他们自己的那一可被人人订阅的城市哲学、城市-小说、建筑-小说、设计-小说。对建筑的设计使他们走向了一种像亚里士多的那一本讲如何公正地生活在城邦之中的《政治学》那样的个人城市哲学。城市哲学是每一个建筑师最后留下的个人圣经。所以，哪怕是为了建筑师在公共政治空间内的自我献祭和小小不朽，我们也必须坚决反对当前的那种廉价因而无耻透顶的作品中心论、风格至上主义、关联主义美学、社会参与式闹剧、道具或义肢设计花活儿等等倾向。每一个建筑师都走向了她自己的那一种城市哲学。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620号百新书局讲座报名往期院外研讲▶ 对话先锋派 否思建筑史另一场更大的变动，源自现代主义先锋运动前后的建筑学与艺术史、建筑学与建筑物这两次分离，也正在悄然形成并影响至今。由不断的分离而拓展的构建活动对晚近资本主义积累方式转型的回应，有助于我们改写尚未完成的总体，走向更为全面的建造，走向更为一般意义的建造。20250705｜作为科学建筑术的自然和身体20250611｜没有建筑的建筑师20250609｜建筑 或者建筑20250109｜世纪乌托邦的迷思▶ 院外自从2017年4月试运行到2018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作为激励师生共同研习的方法，各板块的定位不同，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BAU学社探根究底，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星丛共通体回溯源起，以译介瓦尔堡、塔夫里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建筑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讲读中砺炼；回声·EG形与势俱备，从“美学与政治”这一矛盾情境出发，以批评式导读与导读式写作，次第引入空间政治、媒介政治、生命政治，共构审美论域；批评·家教学相长，深入个例以梳理历史的特定脉络，转换视角以突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持续组织线上的文本庭审以及线下的共读活动；BLOOM绽言与行贯通，以“都市状况”为核心议题，以展示与策动为支撑，辩证地介入建筑、城市、艺术、技术相互联结的当下语境。▶ 院外计划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汇集、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这一目标。▶ 批评·家／BLOOM绽｜议题 ▶ 乌托邦｜世纪观｜大众史｜有用，太有用了！｜人类之眼｜技术之幕｜批评-历史 ▷ 建筑批评的限度｜艺术动词案例卡｜世纪先锋派｜艺术的新构型｜无量纲的运动｜苏联的构成与建设｜科幻现实主义｜城市之冠｜最低限度的住所｜直接到场的诸历史｜木与夜孰长与银盐热｜业主与建筑师｜绽-展 ▶ 展示之于建筑｜以展示开启社会工程｜都市状况与策动｜后规划时期的城市展｜UnTOPIA｜POSTARCHITECT｜战-栈-㠭 ▷ 社会更新圆桌｜评论展：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在地建造｜建筑，或者建筑｜没有建筑的建筑师｜景观争夺战中的成像术｜国际XX｜DUPECITY｜F.A.N & G.U.N｜后勤 ▶ 小坐｜小谈｜小讲｜庭审｜ 修改于

从组织到即物性与架构｜访谈柳亦春｜2008 & 2014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EXTITUTE｜改造者公会｜成于思／精于勤／游于艺**** 访谈｜王家浩×柳亦春／推荐｜《龙美术馆西岸馆》／**责编｜**公会+ 龙美术馆西岸馆 ****著｜****柳亦春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语言：中文 尺寸：21cm×28.5cm×2cm 《龙美术馆西岸馆》一书由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柳亦春基于项目全周期实践亲自撰写，并收录其关于建筑设计前后的专业思考；书籍通过创新的书籍语言与材质转译，将建筑师的设计思维与建造逻辑转化为可触摸、可阅读的立体文本。 《龙美术馆西岸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建筑画册，而是一本思想与图纸表达并重的书。本书的文本与图像亦并非简单的并列，而是相互渗透，如同建筑本身，结构与空间共同构成完整的表达。 柳亦春以其建筑师视角，将龙美术馆西岸馆从概念萌芽到最终落成的完整实践过程——包括设计构思、建造细节、空间体验与后期运营的片段性记忆转化为文字与图像的立体叙事。龙美术馆西岸馆的清水混凝土骨架构成了全书隐形的结构骨架——文字排布依循建筑体量起伏，图像章节对应空间序列：从黄浦江畔的水平延展（概览），到建筑架构的垂直剖解（图纸），再到施工痕迹的层积显影（建造），最终收束于艺术展览的空间激活（展览）。 《龙美术馆西岸馆》书影**｜柳亦春 摄** 经历过多年的分分合合、起起落落，柳亦春始终恪守着建筑师在社会现实中应有的专业本分，却也不失一份审慎的机敏。几次对谈中，他时而性情流露，一段“抒情”描绘，令人不忍打断；也会在不同的阶段，引入一些令其身受感同的概念，即便运用得未必那么的准确和完全，甚至偶而还会有些摇摆不定，却也绝非强作理论修辞，而是由眼前的实践不断回望后的言说——即物即境，每有新意。 正如建筑师本人所说的那样，未曾改变的是那些与建筑“本质论”、“固有性”及其意义的表达密切相关的议题。所以，让我们暂且将项目的前因后果以及其他搁置一旁，从他言谈的细微之处，感受这位建筑师从设计到建造中所获的体悟。“我们还相信永恒吗？”——这是龙美术馆建成后一场公共讲座的标题。我并不知道柳亦春那天是如何开题并给出回应的，但是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在与他对谈的文章开头我曾经引用过的那句话：“是由能空、能舍，而后能深、能实，然后宇宙生命中一切理一切事无不把它最深意义灿然呈露于前。” 置于今日，或许它仍可用作“大舍建筑”的一个注脚。（2014年，王家浩） 以下节选自“组织：差异的共同体——大舍建筑访谈”｜2008年11月 王家浩（以下简称W）： 从“形式”转向“组织”，是否意味着你们正在面对更为复杂的议题？可不可以认为“组织”本身正在成为你们设计过程中一整套的工作方法，以此获得某种新的经验？ 柳亦春（以下简称L）： 我一直对美学和形式感兴趣。以前我们（大舍建筑）常常会担心所谓的“形式主义”，也就是做一个“纯形式”。但后来我觉得，不管我们做什么，最终还原到建筑本身，在解决了功能、材料这些技术问题之后，建筑必然是以某种像样的形式出现的。 对于一个有追求的建筑师而言，他就得有一个新的形式。而我希望，这种新的形式能与我们自身的经验是相关的，而不是从西方的建筑或者其他哪位建筑师那里直接拿过来的。正是这样，这个时候“组织”就产生了作用。 W： 这种正在发生的方法论转变，在你们的日常设计工作中，具体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L： 组织是我从中国园林的建造模式中得出的某种经验。文人在造园时，是先有一个整体概念的，但是他并不知道一个房子该怎么造，以及具体的做法。他所做的就是“组织”这件事情：把握大方向，在这里设个亭子，在那里种植颗树，这边堆砌座假山，那边挖个池塘——这些都是在完成他的整体概念。正是这种模式的存在，也决定了园林最终以它独特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 如果我们想要产生新的形式，就必须去寻找一种符合我们自身的设计方式。形式并不是从哪里搬过来的，也不应刻意地要传统的，或者一定要现代的。它是自然而然地与传统和现代都有关。 W： 另一方面，“组织”本身也是需要去调和的。例如西溪湿地和夏雨幼儿园在操作结构上并不是相同的。当用相近的模式做出了基本上相仿的形式结果时，你们又如何去理解原先的社会运作和建筑形式之间的关联？这种关系是滑动的？还是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关系？ 比如西溪湿地这个项目，我们可以看到对一个正常运作方式下的酒店，它所面临的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反作用力，远没有Y住宅所带了对通常的居住方式的反作用力那么得大。西溪湿地项目此前阶段有一套方案中还有一个明显的来自于“离”与“镂”的形式处理，之后就转向了现在这个“生长性”的方案。那么，除了形式上的要求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考量呢？ L： 在做西溪湿地项目时，我曾写过一句话：一种具有唤醒价值的形式。这个项目的总体基调，最初定位为离散式的传统聚落的意象——一个非常自然的环境，但最终我们选择了一种看似特别“不自然”的方式，就是用“一点三线”这样一种组织结构来完成这个设计。 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结构是从自然中抽象出来的，例如树枝呀、细胞呀等等。而我们以“相似与差异”、“生长与边界”、“聚集与离散”三组关键词对应于“一点三线”，以及旅馆单元的聚集模式。 我真正感兴趣的是：这一从自然中抽象出来的形式，就像你抽取了一个基因，变成一个新的改良“品种”。它肯定不同于传统的聚落。但它在回到自然，又成为一个新的形式之后，它和传统的相似之间还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吗？ W： 如果我们仅仅将“一点三线”当做从自然中抽象出来的一种图示的话，那么它确实完全有理由可以被运用到更大尺度规模的城市中去。然而在西溪湿地的项目中，你们却用来“分解”了一个标准套间，甚至还有过把卫生间也分隔出去的想法。那么，这里得出的尺度是一个偶然的结果吗？ L： 这并不是偶然的。之所以将酒店结构分解为一个个标准套间单元，是因为这种尺度与西溪湿地居住的尺度是相仿的。 W： 相仿是指物理空间上的绝对尺度吗？ L： 是的，是绝对尺度上的对应，并非相对尺度比例上的相似。 W： 你曾经特别强调不确定性，那么这种不确定性是否也依赖于使用者的重新解读？你现在设计的Y住宅中，这种先在的一个强有力的图示算是相当明确的吗？ ...

包豪斯与乌尔姆｜上｜我们不想要创办第二所包豪斯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EXTITUTE**｜BAU学社｜媒介论与空间论的会通** 文｜奥托·艾舍／**译｜**农积东／**责编｜**飘蓬 本次推送的文章选自《包豪斯冲突1919-2009｜争论与别体》，不过这篇文章是乌尔姆设计学院（HfG Ulm）的联合创办成员奥托·艾歇尔（Otto Aicher）早先所写的对包豪斯遗产的批判性反思，以及乌尔姆旨在超越包豪斯所确立的设计哲学和实践**。** 与通常那种嫡传的论述略有不同的是，尽管格罗皮乌斯曾经建议将学校命名为“包豪斯乌尔姆”，但是乌尔姆的创始成员明确拒绝成为“第二所包豪斯”，核心分歧在于艺术在设计中的地位。在作者看来，包豪斯仍将“纯艺术”（绘画、雕塑）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设计美学本质上是一种源自神智学等的、追求“精神性”和“永恒”的柏拉图式的理念。 而乌尔姆主张设计应彻底转向日常生活、现实问题和技术文明。文化的目标不应是创造艺术品，而是塑造日常生活。设计不是“应用艺术”，而是一门独立的、基于理性、科学和功能的学科。 他们从课程中剔除了绘画和雕塑，转而强调科学、技术、数学逻辑、符号学、社会科学和生产方法。他们推崇技术、功能与美学的真正统一，反对包豪斯隐含的“设计师高于工程师”的等级观念。他们认为设计和工程是平等、协作的关系，世界是一个由不同活动构成的网络，而非垂直的等级秩序。 总之，作者将乌尔姆设计学院看作是如何在新的社会发展语境中，将设计从包豪斯所代表的理念中解放出来，转而建立一种****根植于科学、技术、功能、日常生活伦理和系统化思维的现代设计方法论。****由此，在批评多数设计师为营销服务的“形式主义、审美主义和包装生产”的基础上，**乌尔姆的立场被表述为一种伦理的——**设计对现实世界负责。 包豪斯冲突 1919-2009｜争论与别体 编｜[德]菲利普·奥斯瓦尔德／**译｜**农积东／校｜****BAU学社 重访包豪斯丛书**｜** **丛书主编｜**王家浩周诗岩／**美术编辑｜**回声工作室 **责任编辑｜**王娜／**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包豪斯，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艺术先锋运动的一个缩影，如今已被奉为经典，并出现在各种设计院校的教科书里，成为风格目录中的一个备选项。 但如果揭开罩在这所学校身上的种种名号，进到历史现场，便会发现，从建校开始，就不存在一个单数的包豪斯。在共同构划正在到来的新社会，并为新社会培养新人类这一总体目标之下，是学校内部各种异质性力量的分歧和冲突，在一次次冲突中，学校被赋予了新的面貌和内容。 这部文集以包豪斯的冲突叙事为切入点，解剖学校自身的内外部冲突，以及学校关闭之后各方势力在诠释和利用包豪斯遗产上的争论，其中包括美国和东西的建筑界、艺术界、文化界乃至政府和党派。包豪斯的不同面孔呈现出的这些冲突与争论，对今天重新理解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仍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出版于2009年包豪斯诞生九十周年之际，有意识地对此前接受史中的各类教条和定见做出有力反拨，也预先对随后越来越偏重身份政治的考察视角提前给出忠告。 英格·绍尔、格罗皮乌斯、马克斯·比尔在乌尔姆设计学院落成典礼上｜1955 奥托·艾舍｜Otl AICHER 包豪斯与乌尔姆[1]｜上｜1987**** 本文3500字以内 包豪斯在不同国家走过不同的道路，但进到这座建筑后，我深信它最正统的根脉将会在此地繁荣生长。 ——格罗皮乌斯 1955 年在乌尔姆设计学院开幕式上的演讲 格罗皮乌斯当时提议把设计学院改称“包豪斯乌尔姆”，但被我们拒绝了。如今，我对那时的自己还略感惊讶。 在我们今天的文明社会中，包装往往比内容更重要，交叉引用、名声和关系具有不同的权重。但对我们这些刚从战争中走出，并致力于创建一所新学校的人而言，情形有所不同。鲜少有财产留下，不管是物质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以至于很难想象走关系、傍名声或互惠互利这些东西。 当然，我们也意识到，一所名为“包豪斯乌尔姆”的学校身上附带的文化-政治光环，但那时“名望”的概念往往具有负面含义。我们只想做对的事，而不考虑公众形象和赞誉。 我们的并不想要创办第二所包豪斯，一件复制品。我们有意与之区别开来。要谈“我们”，便需要一些区别，尽管当时我们对基本的原则仍持不同看法，特别在处理纯艺术与设计的关系这一问题上。 马克斯·比尔的理念有别于瓦尔特·齐斯切格[Walter Zeischegg]、托马斯·马尔多纳多、汉斯·古格洛特[Hans Gugelot]和我的。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斯·比尔同样不想要一个复制品，但在许多方面，他又确实想建一所新的包豪斯。 当我们为了与包豪斯相区别，并同意把绘画和雕塑从乌尔姆的课程中剔除出去时，比尔规划的新建筑却仍然保留了艺术家工作室和金工作坊。 早些年瓦尔特·齐斯切格和我均活跃在艺术领域，但不久便离开了学院，他在维也纳，我在慕尼黑。这一决裂是出于原则而做的。 我们从战争中返回，如今，在学院里，被要求为了美而审美式地工作。 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了；但凡有眼能看有耳能听的人都必须意识到，在纳粹政权的废墟上，艺术也卸下了文化应承担的许多责任。 我们不得不追问，忽视战后人类真实问题的文化和艺术能否实际脱下伪装。 艺术整个不就是一个借口，让那些掌控它的人放弃现实吗？艺术不就是一种布尔乔亚式的、周末闲暇式的伪装，意在控制日常生活吗？那些对艺术贡献最大的人，不正是对霸权最感兴趣的人吗？ 当时，我并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干脆的回答，但是我们的兴趣完全转到了相反的一极。我们对日常生活和人类环境设计、工业产品、社会行为均抱有浓厚的兴趣。 我们是否还要同意以对象去划分创造力：无目的、纯审美的对象应该继续被视为人类创造能力的最高形式，而实践与日常生活之物被放到次要位置——依据精神优先于肉体的原则？ 如今，就心理学、医药学和哲学来看，这种二元论已然过时，但是我们赋予诗歌语言的价值仍旧高过新闻的语言，博物馆物品的审美要高过街道上的物品。我们依旧割裂物质与精神，并需要艺术为此提供证据。 [1]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物的道德》（柏林，1987年），赫尔伯特·林丁格编，乌尔姆设计学院展览目录，P.124-129。 乌尔姆成人教育中心（乌尔姆设计学院前身）创立宣传册｜1946 在我们的观念中，需要的不是创作更多的艺术作品，而是要表明，今天，文化必须把生活作为它的对象。我们甚至认为我们已经辨认出了传统文化的策略，即把注意力从日常生活之物上移开，以便后者可以被商业利用。 艺术被那些从垃圾中获利的人夸大，永恒价值是由那些不想让自己的肮脏工作被发现的人声明的。我们不想成为这种柏拉图主义的一部分。文化要为现实献身。 我们发现了包豪斯、构成主义和风格派，并在马列维奇、塔特林和莫霍利-纳吉的著作中找到了我们正在找寻的东西。 为日常生活、现实、设计塑型，已经成为所有人类创造力的平台。如果有人对正方形、三角形和圆形，对颜色和线条感兴趣，那么这是一个常规的美学实验，但仅此而已。 相反，它的价值必须在它与现实打交道时得到证明，无论现实多么破碎、肮脏和荒凉。 ...

城市之冠方案｜布鲁诺·陶特｜“城市之冠”节选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EXTITUTE｜BAU学社｜媒介论与空间论的会通 **文｜**布鲁诺·陶特／**译｜**杨涛／**责编｜**PLUS 布鲁诺·陶特在由英语重写的“主流现代建筑史”中长期处于边缘，他编撰的重要著作《城市之冠》，一直要到2015年之后才被完整地翻译成英语。然而回到当年的魏玛共和时期，陶特不仅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建筑师、组织者，而且还曾经提出过不少乌托邦的构想。有的评论认为与《城市之冠》同年推出的格罗皮乌斯《包豪斯宣言》也颇受陶特的影响。如果说“宣言”还在探寻通往社会更新的道路，那么陶特的“城市之冠”方案通过梳理历史的脉络，相当自信地推演出这一未来社会的城市形式。 在院外之前推送的这本著作核心部分“城市之冠”方案的开篇中，陶特认为建筑物如果可以被看做是艺术的话，那么必须超越基本需求的满足，因此设计更关乎的是形式与高于基本需求的目标的统一。但是这种“艺术”不只是想象力的游戏，因为这种想象必须根植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和存在的意义，按照这种关联来看，人们所追求的所谓的“时代精神”也只是某种短暂的事物，陶特赋予了建筑师以更高的要求，他的工作应当追求那些世代延续的潜在精神力量。 建筑连接了各个世代，它象征着人类的第二生命，它是最忠实的镜子。如果说过去的城市肌理是对人类的内在结构和思想的清晰反映，那么建筑则宣告着逝去先知们的教导和各个朝代的信仰。因此，对于以石块呈现的生命和思想世界来说，反过来看“建造艺术”（baukunst）一词又似乎太小了。 陶特所关注的最伟大的建筑物源自最崇高的思想：信仰、上帝、宗教。由此在他看来当年人们忽视了建筑这一奠基性观念，所以他倡导必须从独特的观点出发，慢慢挖掘并寻找新的秩序。陶特认为在田园城市运动中蕴含着一种新的理念，并且能够为发展和改进现有城市的规划提供富有成效的建议。这种新的城市模式将引导着人们不仅能在城市中生活得安全和健康，也能生活得快乐。为此陶特那一代人不受任何禁忌的束缚，满怀着希望地为此奋斗。 在回望过去的城市之时，人们不得不无奈地说，当下的城市还没有找到坚定的立足点。但是另一方面，模仿旧有的国家意识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模式在今天只会沦为一种复制。在宪法的担保下，作为一个引导价值观的包容的概念，国家并不凌驾于人们之上，或独立于人们之外，而是存在于人们之中，应当是一个为所有公民利益服务的架构。必须有人将不同的建筑形式整合起来，使之不至于在城市的政治结构中迷失。显然，一场具有相同特征的伟大运动体现了这一趋势，这一运动以最广泛、最有力的方式拥抱了所有人民群众。它隐藏着我们时代的渴望：向往光明，寻求一种看得见的华丽变身。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建造意志。“院外”感谢这一中译本的编辑和出版社授权，之后还将推送相关的翻译与讨论文章。 Bruno TAUT**｜1880年5月4日-1938年12月24日** 图1**｜新城市平面示意图** 商业区（GESCHÄFTSSTADT）、居住区（WOHNGEBIET） 工业区（INDUSTRIE）、公园区（PARKFLÄCHEN） **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 ** 城市之冠方案｜1919 本文5000字以内｜接上期 在此所描绘的设计是一种尝试，试图展示如何在一座新的城市中努力实现城市之冠这一最高的理想。这个方案看起来也许是胆大甚至妄为的，但即使冒着被斥责为莽撞和空想的风险，也必须有人至少做一次尝试。 简单来说，这个设计应具体地阐明我们所追求的高度。它不应被视为一个终点，而应该作为一种实现已知目标的驱动力，引领我们更接近未来的目标。 首先，必须讨论将被加冠的对象——城市本身。如本书中的图解所示，新的城市将建立在平原之上（图1）。为了使这一概念和理论尽可能纯粹，所有特殊地点所能带来的独特魅力都被有意排除在外，如海洋、河流、山脉。 在现实中，这些地形特征都可能使这一模式产生不同的结果，就像过去的城市总是反映出其独特的发展条件。 整座城市覆盖了一个直径大约7千米的圆形区域，“城市之冠”坐落在这个圆的中心。城市之冠是一个800米×500米的方形区域，与主要的交通干线相连接。 考虑到流线与美学上的原因，这些交通干线不会从区域中间贯穿，而是与其相切，并以弧线形向外辐射。遵循类似的弧线，铁路被布置在城市的东部，以便商业区可以在火车站与市中心之间发展。 出于实用性的原因，行政建筑、市政厅和其他类似的建筑物将坐落在城区内不同广场的周边。此外，工厂位于城市的东部，沿着铁路线延伸至城外，以使城市远离工厂的排放物。 在城市西部，坐落着一个大型的扇形公园，新鲜的空气被从盛行风的方向由森林和田野引入城市中。这个公园就像一条生命线，将城市中心与开阔的乡村连接起来。它应该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民公园，有游乐场、草坪、水池、植物园、花坛、玫瑰园、大片的树丛和森林，并一直延伸至开阔的乡村。 沿着城市中心轴线，三座主要的教堂和学校分布在居住区内，教学中心（大学）位于公园的中间，更远处是医院。作为通往火车站的捷径，两条主要街道与其直线相连。 在居住区中，街道主要为南北向，使得住宅东西向的正面都有阳光照射，同时也为街道和花园挡风。居住区完全以田园城市的方式设计。如图2所示，成排的低层独户住宅每栋都带有幽深的花园，如此一来居住区本身成了一片园艺区，使得距离较远的社区花园不再必不可少。环状公园的外围是农业区。 城市的总面积为38.5平方千米，居住区约占20平方千米。田园城市式的住宅区可以容纳300000名居民，或每公顷150人，且最大可扩展至500000名居民。虽然绿地、游乐场、带状公园穿插在居住区与工业区之间，将两者隔离开来，但方案并没有限定更多的细节。 城市边缘距城市中心的距离不超过3千米，即半小时的步行距离。居住区内的街道尽可能窄（5到8米），以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主要道路则是为容纳有轨电车和密集的汽车交通而设计的。 按照田园城市的原则，居住区内住宅的高度应尽可能小。商业建筑和行政建筑则最多允许高于住宅一层楼的高度，使得城市之冠可以在无法企及的高度强有力地主宰整座城市。 图2｜**法尔肯贝格，Falkenberg｜**建于1913-1916年 位于柏林东南的住区，由陶特根据田园城市的理念规划设计。 2008 年，其与另外5 个住区一起，作为柏林现代主义住区（Berlin Modernism Housing Estates）被共同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城市的中心，城市之冠（图3~图6）本身是所有这些建筑物的集合：这些建筑符合共同体的社会兴趣，满足了这种规模城市的艺术和娱乐需求。 四座大型建筑形成了十字形的城市之冠。这些建筑严格朝向太阳的方向，包括歌剧院、剧院、一座大型的人民之家和一大一小两座礼堂。它们的出入口面对着四个不同的方向，以便人群快速疏散。沿各边布置开放式广场，以防紧急情况发生。一个由翼楼环绕的庭园坐落在中心，用于舞台布景、物资存放，以及用作警卫室等。这些房间被柱廊连接、包围起来。 在四个角上，人民之家的左右两侧是带有阶梯花园的礼堂，供举办较小型的、更私密的活动（如婚礼），另外一边则是一个水族馆和一座植物园。柱廊使得整个建筑群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人们可以在阶梯花园度过一个下午，在音乐会、戏剧或会议中度过一个晚上。 剧院和小礼堂的出入口与室外的大台阶（残疾人坡道没有画出；通往中间装卸平台的通道将经过一条隧道式的车行道）和树阵广场相连，左右两侧的大型建筑是一系列的庭院、拱廊，依位置和用途而各不相同。歌剧院与水族馆、植物园相伴，创造了一种鸟语花香的宁静之美。 一列有顶、带楼梯的柱廊将一个同样被拱廊环绕的池塘与停车场连接起来，作为一个艺术之夜的庄严结尾或开端。博物馆和中央图书馆带有室外庭院，两层楼高的庄重建筑规模不是太大。与今天博物馆中的过度展示不同，在新城市的博物馆中不会出现一大堆古老的或新奇的东西。 鲜活的艺术根本无须囤积；它们不应该在博物馆中苟延残喘，而是应该成为整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个阅览室通过柱廊与博物馆和图书馆相连，坐落在跌级水池旁的花园内，花园旁有咖啡馆和餐馆。最外围的角落应设有依据社会经济准则运作的零售店和百货商店。与餐馆和咖啡馆类似，商店只有一层楼高，这样一来便逐渐过渡到了民用的住宅。每家商店都有专用的装卸平台。 城市之冠中心区域西部的两个角落是相通的，但根据其不同的用途，其中的前院和花园与东面的不同。大礼堂或人民之家的正前方是一圈围合的拱廊，中间种有树木，形成了一个供公众集会的广场。 演讲者可以在外部楼梯前的讲台上指挥露天集会，人们则可以聚集在一个大斜坡草坪上。跨过马路，草坪延续至城市公园内，一直延伸到有喷泉的湖边。草坪的左右两边是夏日剧场和花园餐厅。除此之外，公园内还可增加与哥本哈根趣伏里公园[1]风格类似的娱乐设施。 整座城市的重要性由上至下降低，类似于人们通过倾向和性格来区分彼此的方式。建筑成了人类社会分层的实体化意象。整座城市对所有人开放，每个人依心而行。不再有冲突，因为志同道合的人总能找到彼此。 城市之冠较高的部分看起来是十字架的象征性表达，这个十字架由四座大型建筑的体块组成。人民对共同体的向往在宏伟建筑的顶端得以实现。戏剧和音乐为团结的人民提供内在动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渴望的动力。他们在人民之家相聚，感受作为人类给予彼此的付出。这一切将群体本能、共同体的原始力量表现到了极致。 在这样的位置和布置下，所有的建筑于内于外都必须成为这种独特生活方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剧院中，舞台与座席、演员与观众之间的隔阂不再存在。戏剧给观众带来的享受不再是购买的商品，在没有买票之前只能藏在“铁幕”[2]后。幕布不再是隔离；它是一个有意义的艺术媒介，一个环绕着演员和观众的装饰带。 剧院依据人的尺度建造和装饰，舞台和剧院空间之间有着欢快的光影、色彩对比，创造了一个戏剧体验的环境。在这里没有一堵墙是空白的。这种独特的相互作用在建筑中产生共鸣，使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活跃起来，从舞台发散至剧院，再从走廊、门厅发散至外面的建筑。 人民之家同样表现了人类共同体的和谐氛围。在其中，精神和灵魂应得到升华，以将美赋予整体。大大小小的厅堂用于聚会、讲座、音乐会、派对，用作礼堂、图书馆、阅览室、娱乐室和游戏室。 走廊和人民之家的每一部分都展示了平易近人的建筑设计，它完全基于这一大型共同体，雕塑和绘画装饰使其浑然一体。这一设计超越了日常的局限，即所谓的“常规”。它自由灵动，同时又在精神上紧密相连。 [1] 趣伏里公园（Tivoli Gardens），是一座位于丹麦哥本哈根的主题公园，开放于1843 年8 月15 日，是世界上还在运营的第二古老的主题公园，除了游乐设施之外，公园中还建有东方风格的园林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