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测试推文 这是原格式推文，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新推文，适配效果是最好的。 这是一个测试推文2 三扽 这是一个测试推文3 三扽
测试页面
这是一个测试 他在1868年至1873年旁听了布克哈特所开的课程《关于历史学习》（相关讲义在布克哈特去世后以《世界历史沉思录》的书名出版），他写于1874年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常用译名）正是受到这段经历的启发。无论是布克哈特，还是尼采，他们都看到了当时文化和教育的状况：精神生活的普遍浅薄化，市民-基督教世界的解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语境。 但他们由此对历史任务的认识却不尽相同，大略可以概括为：布克哈特看到了历史的利端，他强调对往昔知识“无目的”的占用；而尼采则看到了历史的弊端，因为毫无节制的历史感也催生强烈的漠然感。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非常强势地引用（甚至是误用）歌德的话：“我痛恨所有仅仅在教导我，却不能丰富或者不能直接振奋我的行为的事物”。既然提到了阿比·瓦尔堡将布克哈特和尼采分为“利”与“弊”，那么正好也可以说一下尼采这本书的译名问题。 人们通常已经习惯于意译为“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然而根据原文，更准确的直译理所应当是”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首先，“生”的原文词意，可以指向生命、生活，甚或是生存、人生，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以选择不同的译法。但不管怎样，在意译的书名中这一概念是缺失的，这也导致了书中与“历史”相对应的论域模糊游移，甚至是消散，容易给人造成书中所有的论述只是围绕着历史本身展开的印象。 如果按照通常的理解，历史是逝去的事物，那么更为简洁的译法可以有——史之于生的利弊，也就是说，本论文关注的是“死”对“生”的利弊。这也暗合了研究瓦尔堡中的Nachleben一词的德语本义（死后生命）。 其次，用途与滥用的意译，使得“用”成为了关键字，从而导致了原书名中指出的利与弊的两端，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利弊的辩证关系，被转化成“用”之一途，只是不同程度的区分而已。所以具体到一些段落中，我们会根据上下文强化突出“生”“利”“弊”的面向。院外之前在推送专辑“辩证能量：瓦尔堡的图像研究与历史想象”时，曾经节选了本书的第七章节并以以“被科学统治的生活没指望”为题编入专辑的第一部分“历史救赎”中。而本书所示之讨论可以运用于更为广泛的范围。 比如院外推送的雅克·朗西埃“无知的教师”，是对普遍的智性解放的倡导，由此引向教学场景的设定。其中所谓的“教师”准确地说，指向了宽泛意义上的引导者。以此来看，布克哈特强调历史所承担的教化意义，在面对“高度专业化”的历史学科的现况时，他选择了“业余爱好者”作为一种理想的参照。如果我们再将标题中的“无知”放到教育中来看，那么尼采正是针对过量的历史，以及将历史教育取代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教育，由此，历史被看成是一种纯知识，现代文化不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成为了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 尼采在现代教育体系形成初期的批判，某种程度上依然适用于当下的状况。只不过在非历史与超历史这两极之间的摆荡，还需读者在特定的历史情势中加以把握。除此之外，这一文本的论述对院外已有的研究而言，也可具体运用于如何审视世纪先锋派的遗产之于今天，甚至也可以用来解读格罗皮乌斯在《总体建筑观》中对建筑教育的流程构想等等。本次推送的是《历史对生命的利弊》的第三部分，继第二部分的“纪念的”历史之后又辨析了“怀古的”“批判的”历史。 这是一个测试推文2 他在1868年至1873年旁听了布克哈特所开的课程《关于历史学习》（相关讲义在布克哈特去世后以《世界历史沉思录》的书名出版），他写于1874年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常用译名）正是受到这段经历的启发。无论是布克哈特，还是尼采，他们都看到了当时文化和教育的状况：精神生活的普遍浅薄化，市民-基督教世界的解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语境。但他们由此对历史任务的认识却不尽相同，大略可以概括为：布克哈特看到了历史的利端，他强调对往昔知识“无目的”的占用；而尼采则看到了历史的弊端，因为毫无节制的历史感也催生强烈的漠然感。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非常强势地引用（甚至是误用）歌德的话：“我痛恨所有仅仅在教导我，却不能丰富或者不能直接振奋我的行为的事物”。既然提到了阿比·瓦尔堡将布克哈特和尼采分为“利”与“弊”，那么正好也可以说一下尼采这本书的译名问题。人们通常已经习惯于意译为“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然而根据原文，更准确的直译理所应当是”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首先，“生”的原文词意，可以指向生命、生活，甚或是生存、人生，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以选择不同的译法。但不管怎样，在意译的书名中这一概念是缺失的，这也导致了书中与“历史”相对应的论域模糊游移，甚至是消散，容易给人造成书中所有的论述只是围绕着历史本身展开的印象。如果按照通常的理解，历史是逝去的事物，那么更为简洁的译法可以有——史之于生的利弊，也就是说，本论文关注的是“死”对“生”的利弊。这也暗合了研究瓦尔堡中的Nachleben一词的德语本义（死后生命）。其次，用途与滥用的意译，使得“用”成为了关键字，从而导致了原书名中指出的利与弊的两端，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利弊的辩证关系，被转化成“用”之一途，只是不同程度的区分而已。所以具体到一些段落中，我们会根据上下文强化突出“生”“利”“弊”的面向。院外之前在推送专辑“辩证能量：瓦尔堡的图像研究与历史想象”时，曾经节选了本书的第七章节并以以“被科学统治的生活没指望”为题编入专辑的第一部分“历史救赎”中。而本书所示之讨论可以运用于更为广泛的范围。比如院外推送的雅克·朗西埃“无知的教师”，是对普遍的智性解放的倡导，由此引向教学场景的设定。其中所谓的“教师”准确地说，指向了宽泛意义上的引导者。以此来看，布克哈特强调历史所承担的教化意义，在面对“高度专业化”的历史学科的现况时，他选择了“业余爱好者”作为一种理想的参照。如果我们再将标题中的“无知”放到教育中来看，那么尼采正是针对过量的历史，以及将历史教育取代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教育，由此，历史被看成是一种纯知识，现代文化不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成为了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尼采在现代教育体系形成初期的批判，某种程度上依然适用于当下的状况。只不过在非历史与超历史这两极之间的摆荡，还需读者在特定的历史情势中加以把握。除此之外，这一文本的论述对院外已有的研究而言，也可具体运用于如何审视世纪先锋派的遗产之于今天，甚至也可以用来解读格罗皮乌斯在《总体建筑观》中对建筑教育的流程构想等等。本次推送的是《历史对生命的利弊》的第三部分，继第二部分的“纪念的”历史之后又辨析了“怀古的”“批判的”历史。 这是一个测试推文3 他在1868年至1873年旁听了布克哈特所开的课程《关于历史学习》（相关讲义在布克哈特去世后以《世界历史沉思录》的书名出版），他写于1874年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常用译名）正是受到这段经历的启发。无论是布克哈特，还是尼采，他们都看到了当时文化和教育的状况：精神生活的普遍浅薄化，市民-基督教世界的解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语境。但他们由此对历史任务的认识却不尽相同，大略可以概括为：布克哈特看到了历史的利端，他强调对往昔知识“无目的”的占用；而尼采则看到了历史的弊端，因为毫无节制的历史感也催生强烈的漠然感。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非常强势地引用（甚至是误用）歌德的话：“我痛恨所有仅仅在教导我，却不能丰富或者不能直接振奋我的行为的事物”。既然提到了阿比·瓦尔堡将布克哈特和尼采分为“利”与“弊”，那么正好也可以说一下尼采这本书的译名问题。人们通常已经习惯于意译为“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然而根据原文，更准确的直译理所应当是”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首先，“生”的原文词意，可以指向生命、生活，甚或是生存、人生，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以选择不同的译法。但不管怎样，在意译的书名中这一概念是缺失的，这也导致了书中与“历史”相对应的论域模糊游移，甚至是消散，容易给人造成书中所有的论述只是围绕着历史本身展开的印象。如果按照通常的理解，历史是逝去的事物，那么更为简洁的译法可以有——史之于生的利弊，也就是说，本论文关注的是“死”对“生”的利弊。这也暗合了研究瓦尔堡中的Nachleben一词的德语本义（死后生命）。其次，用途与滥用的意译，使得“用”成为了关键字，从而导致了原书名中指出的利与弊的两端，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利弊的辩证关系，被转化成“用”之一途，只是不同程度的区分而已。所以具体到一些段落中，我们会根据上下文强化突出“生”“利”“弊”的面向。院外之前在推送专辑“辩证能量：瓦尔堡的图像研究与历史想象”时，曾经节选了本书的第七章节并以以“被科学统治的生活没指望”为题编入专辑的第一部分“历史救赎”中。而本书所示之讨论可以运用于更为广泛的范围。比如院外推送的雅克·朗西埃“无知的教师”，是对普遍的智性解放的倡导，由此引向教学场景的设定。其中所谓的“教师”准确地说，指向了宽泛意义上的引导者。以此来看，布克哈特强调历史所承担的教化意义，在面对“高度专业化”的历史学科的现况时，他选择了“业余爱好者”作为一种理想的参照。如果我们再将标题中的“无知”放到教育中来看，那么尼采正是针对过量的历史，以及将历史教育取代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教育，由此，历史被看成是一种纯知识，现代文化不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成为了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尼采在现代教育体系形成初期的批判，某种程度上依然适用于当下的状况。只不过在非历史与超历史这两极之间的摆荡，还需读者在特定的历史情势中加以把握。除此之外，这一文本的论述对院外已有的研究而言，也可具体运用于如何审视世纪先锋派的遗产之于今天，甚至也可以用来解读格罗皮乌斯在《总体建筑观》中对建筑教育的流程构想等等。本次推送的是《历史对生命的利弊》的第三部分，继第二部分的“纪念的”历史之后又辨析了“怀古的”“批判的”历史。
<!DOCTYPE html> 一种合作艺术作品｜高罗佩重制版《花营锦阵》研究｜绪论 一种合作艺术作品｜高罗佩重制版《花营锦阵》研究｜绪论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2025年12月14日 20:20 浙江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EXTITUTE｜批评·家｜理论与历史碰撞／个例与议题交织 ...
<!DOCTYPE html> 伟大的乌托邦：一座全世界艺术大厦｜瓦西里·康定斯基｜1920 伟大的乌托邦：一座全世界艺术大厦｜瓦西里·康定斯基｜1920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2025年12月17日 20:20 浙江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EXTITUTE｜BAU学社｜媒介论与空间论的会通文｜瓦西里·康定斯基／译｜张猛／责编｜yy 院外以纪念日为契机陆续整理包豪斯人的内容：以与包豪斯相关的个人的创作与经历为主要线索，以现代主义运动可容纳的多样性及其深度，考察每个个体对新的共同体信仰的不同预见。这项工作不止于填补某段被忽略的空白，或是重新打捞包豪斯的历史遗珠，更希望能够打破既定的叙述框架。1914年末，康定斯基回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任职于造型艺术部，成为了执掌新国家艺术建设的重要一员。在本次推送的这篇发表于1920年的文章里，康定斯基为筹划中的第一届国际艺术大会铺陈出愿景。长期旅德的康定斯基比生活在俄国的艺术家更敏锐地察觉到，世界大战的爆发正在国与国间筑起高高的壁垒，人在这一走向封闭、区隔的过程中愈加焦虑、骚动不安。而新的俄国则与之相反，共产主义正凝聚起团结世界的力量。艺术，恰有可能带给这壁垒重重一击。 因而，在康定斯基的谋划当中，国际艺术大会应当是一次乌托邦般的尝试：联合不同国家、民族，聚合一切艺术门类，集体创作建立纪念碑的艺术。艺术的形式或思想将在现实合作中突破原有边界，相互冲撞、撕裂，最终炸裂出尚未命名的新事物。 康定斯基满怀期待，他憧憬此次大会建立起一座世界艺术大厦，自由、灵活；一切艺术都将驻进其中，不断生长。1921年末，康定斯基与构成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愈演愈烈，激烈交锋之下再次离开俄国，纪念碑的艺术与“伟大乌托邦”最终落得一纸空文。此篇文章首次发表于1920年第三期《艺术生活》学报，由张猛译自俄文，感谢译者的辛勤耕耘。建设一座全世界艺术大厦，以及对其结构性计划的设计。这座大厦应当由所有门类艺术共同构想，因为它应当适应所有的艺术门类……就让这座大厦成为乌托邦的世界大厦吧……将它命名为“伟大的乌托邦”。 ...
<!DOCTYPE html> 诗意与严谨｜保罗·克利在包豪斯的教学｜包豪斯人 诗意与严谨｜保罗·克利在包豪斯的教学｜包豪斯人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2025年12月20日 20:20 浙江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
<!DOCTYPE html> 速度暴政下的炮灰｜维利里奥《速度与政治》导读 速度暴政下的炮灰｜维利里奥《速度与政治》导读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2026年01月06日 20:21 浙江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EXTITUTE｜回声·EG｜声声入耳／念念不忘 ...
<!DOCTYPE html> 院外研讲｜走向建筑师自己的那种城市哲学｜陆兴华（20260113） 院外研讲｜走向建筑师自己的那种城市哲学｜陆兴华（20260113）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2026年01月10日 20:20 浙江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
1918年11月9日之后｜《德国共和的历史》第一章｜中｜国民议会？苏维埃政府？｜1936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EXTITUTE｜星丛共通体｜读／译／写／画／讲 **文｜**Arthur ROSENBERG／**译｜**PLUS／**责编｜**星丛+ 本次推送的文章选译自左翼共产主义者阿瑟·罗森博格写于1936年的《德国共和的历史》第一章，院外将分三期推送。第二部分指出战前的社会民主党从未意识到，终有一日社会民主党人会被要求对外交政策和军队、教育、司法、民政，甚至整个经济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等等所有这些事务做出决策。 多年来，政治休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陷入了分裂状态。1917年，战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与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少数反对派之间爆发了公开的决裂。当斯巴达克主义者致力于推动革命时，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却满足于议会反对派的和平政策。然而，德国工人阶级当时激烈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是国民议会？还是苏维埃政府？1918年在德国出现的苏维埃是真正的苏维埃，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允许存在的影子机构。但是，德国民众完全缺乏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自身事务的实践经验，真正的民主并不在于对任何特定议题的投票，而在于群众的积极自治。因此，废除官僚体制对德国的民主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本文的作者罗森博格1889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德国犹太中产阶级家庭，是罗马宪法史方面的专家。1918年德国战败后，他加入了新的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加入刚组建的德国共产党，曾在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任职，担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他深受卡尔·柯尔施的影响，同样也把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1927年他被德国共产党开除，退出了革命政治，并成为了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1931年，他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的历史教授。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去了瑞士，然后流亡英国三年，在利物浦大学任教，之后移居美国担任布鲁克林学院的教授，1943年在纽约去世。 作者序 1928年，我在《德意志共和国的诞生》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我选择了1918年11月10日作为我研究的截止日期，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把它缩短到国民议会接受魏玛宪法的时候会更好。就研究的目的而言，分界线仍然是11月10日——用于科学调查的文件大多是在这一日期之前提供的，而不是在这一日期之后。要撰写一部1918年11月10日之后的德国批判性史，目前是不可能的。 在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人们对1918年以来德国历史的文献背景所知甚少，只知道议会维姆谋杀案调查委员会在1926年和1927年发表的文章。这些出版物主要是该委员会精力充沛的报告人保罗·列维的杰作。与此同时，文献证据已经堆积如山。施特雷泽曼的《历史》一书中包含了大量的与1923-29年历史有关的新的和非常重要的文件。温茨克关于鲁尔区斗争的著作进一步阐明了1923年的情况。沃尔克曼关于革命的历史著作也包含了新的材料。最后，我有机会为本书利用了尚未出版的《人民代表会议1918年11月和12月的会议记录》。毫无疑问，我们对魏玛共和国历史的了解中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尽管如此，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似乎可以大胆地勾勒出共和国的历史。 在撰写本书时，我努力避免因我自己在1919-28年的政治活动而做出片面的判断。我曾是独立社会党和基民党的负责官员，从1924年到1928年还担任过国民议会议员。这些年的斗争已经离我们太远了，以至于从1928年起，好像不是六年，而是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代人。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内部分歧如此尖锐，如今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强加给自己的任务是不带偏见和偏颇地撰写魏玛共和国历史。我从未在任何时候隐瞒自己的个人信念。同时，我努力将自己的判断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仅仅为了取悦或惹恼任何现有的或已解散的德国工人组织而写作。这必须由我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希望得到科学分析而不是宣传作品的读者，来决定我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我的目标。 这部作品本身证明，我有理由在1930年结束我的叙述。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1933年1月的事件并没有给德国带来任何根本性的变化，而只是异常地强化了自1930年布吕宁颁布紧急法令以来就已经显示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趋势。 本书是在1933年以来德国移民的外部环境下写成的。这一年夏天，我在苏黎世利用社会主义文学中央组织［Zentralstelle für sozialistische Literatur］一流的图书馆开始写作。这本书在利物浦完成。我想借此机会感谢利物浦大学让我能够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与其他英国大学一样，利物浦大学在这些混乱的日子里表明，它决心不分“种族”或政治观点，忠于科学和知识的基本真理。 柏林的革命党人｜1918 阿瑟·罗森博格｜Arthur ROSENBERG ****1918年11月9日之后｜中｜国民议会？苏维埃政府？********｜****1936 本文5500字以内****｜接上期****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最能代表第二国际的政党。尤其在1890年反社法（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代结束后，这一地位更为凸显。该党是在俄国以外的欧洲没有可能采取革命行动的时候组织起来的，因此，它接受了帝国和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存在是无法逆转的事实。社会主义革命在笼罩着未来国家的迷雾中消失无踪了。 与第二国际的所有政党一样，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框架内保障并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在这一领域，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与他们结盟的独立工会，在战争爆发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德国社会主义者乃至对整个第二国际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手段，在意识形态上把他们自己的运动与中产阶级区分开来。第二国际表面上的激进主义在针对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机构、军国主义和王朝统治的持续激烈论战中，耗尽了自己的力量。所有与资产阶级政党或政府的合作都受到了彻底的谴责。社会民主党人投票反对预算案，激烈反对政府的军事和外交政策。然而，社会民主党人从未考虑过制定变革现有国家形态的计划。 因此，以奥古斯特·贝贝尔为代表的战前社会民主党，把为工人谋福利的活动与所有其他公共生活领域中的消极和理论上的激进主义结合起来。总的来说，社会民主党官员对外交政策和军队、教育、司法、民政，甚至整个经济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都没有真正的兴趣。他从未意识到，终有一日社会民主党人会被要求对所有这些事务做出决策。他的兴趣只集中在与狭义的工业工人阶级的技术利益有关的一切问题上。在这个领域里，他消息灵通，而且很活跃。而在这个领域之外，或许只有选举权问题能引起他的兴趣。 拉萨尔曾经正确地号召德国工人阶级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以确保在国家中掌握政治权力。当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赋予了这一权利，以及随后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宪法也予以确认时，社会民主党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它。除了少数例外，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在一次又一次的帝国议会选举中持续攀升，直到1903年社会民主党终于获得了全部选票的三分之一。他们在1907年选举中的失利，在1912年德意志帝国最后一次国会的选举中已完全得到了弥补。 帝国议会选举是显示社会民主党运动状况的晴雨表。对地方社会主义组织而言，它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就是在帝国议会中赢得席位。工人阶级在帝国议会选举中的票数增加得越多，工人阶级对普鲁士的选举法使劳动者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愤怒就越强烈。直到1914年在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以非凡的魄力推动选举改革运动，而这场斗争在世界大战期间再度燃起。 在每个国家，特别是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选举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仅仅依靠投票箱而不考虑所有其他因素的政治运动，很可能会遭遇惨痛的挫折。如果军队和巨大的经济力量反对它，那么议会的多数派就无能为力了。只有当议会生活的节奏与其他社会力量相协调时，民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战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强调帝国议会选举的重要性，并竭力为自己争取在帝国议会的席位，这无疑是正确的。此外，他们主张改革陈旧的普鲁士选举制度同样也是正确的。 然而，在这种对选举和选举成功的崇拜中仍然隐藏着某种危险因素，因为在战争爆发前，纯粹学究式的激进主义一直主导着该党。诚然，这种崇拜从未被正式地宣扬出来，而且每个党的官员都会以蔑视的态度拒绝它。但直到1914年，整个德国社会主义者都不自觉地将社会政策和选举权奉为至高无上的追求，使所有其他问题沦为次要。社会民主党对德国工人阶级这种片面的教育，注定要在1918年11月9日以后的革命过程中结出苦果。 直到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官员和普通党员都深受学术激进主义的影响。诚然，党内还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但他们都同意奉行现实的行动政策，反对激励该党官方政策的学术激进主义，尽管这种学术激进主义正是该党官方政策的灵感来源。组成极左派的一个小团体拒绝接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考虑“稳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概念。相反，该团体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一场大的战争，并在战争中产生巨大的革命运动。因此，他们要求社会民主党调整其政策，为未来做准备。工人阶级必须通过训练自己，为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做好准备。 与极左派截然相反，社会民主党的极右派则坚信资本主义会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存续。如果这一预言是正确的话，那么该党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在群众面前公开承认其真实性。应该放弃虚假的激进口号，转而支持在现有国家的管理中展开务实的合作，并与中产阶级政党结盟推动政治改革。极右派宣称：只有这样，社会民主党及其代表的工人阶级才会获得其应有的政治权力份额。然而，持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所谓的修正主义者，以及极左派，他们都无法削弱党的领导人对党员的权威。 大批德军作战飞机被拆解，前景是一架Pfalz“巡逻兵”｜科隆 世界大战爆发时，该党领导人决定支持他们本国的事业。从1914年8月4日起，国内和平成为他们纲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以前反对派的立场曾占据着核心地位。社会民主党认为，在战时尽可能少地批评政府是其应尽之责；因为如果社会党人成为反对派，就有理由担心政府可能被推翻，德国最高统帅部将陷入瘫痪，这可能导致德国战败，给工人阶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该党的领导人和多数成员认为，战争会使他们束手无策，直到1917年已近尾声之时，他们才开始转入反对阵营。这一政策在党内分裂后被称为多数派社会主义，实际上延续了战前党的领导人所奉行的官方正式政策——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多数派社会主义在埃伯特和谢德曼身上得到了具体体现。 极左派无条件地拒绝同意政党休战协议，理由是世界大战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在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领导下，所谓的斯巴达克斯联盟展开了一场反对帝国政府的非法运动。修正主义者分裂成几个派别。一部分老修正主义者，即《社会主义月刊》的支持者，在支持战争方面与党的领导人保持一致，但同时反对他们的不反对政策，要求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采取独立的立场，必要时应采取反对政策。第二派修正主义者支持党的领导人，第三派在修正主义学说家伯恩斯坦和艾斯纳的领导下，脱离了原党派，并与其他前党的领导人的支持者一起成立了新的独立社会民主党。 绝大多数战前激进派在8月4日之后继续支持埃伯特和谢德曼。然而，在迪特曼和哈塞的领导下，少数人拒绝效忠。他们认为政治休战对他们的事业是有害的，要求推行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并将拒绝为战争拨款看作是政治独立的象征性行动。如上所述，哈塞和迪特曼在这项政策中发现自己与伯恩斯坦领导下的前修正主义者结成了联盟。 多年来，政治休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陷入了分裂状态。1917年，战前的社会民主党人（此时被称为多数派社会主义者）与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少数反对派之间爆发了公开的决裂。虽然斯巴达克派名义上加入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他们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因为他们的政策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完全不同。当斯巴达克主义者致力于推动革命时，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却满足于议会反对派的和平政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式分裂之际，两派在实质立场上的分歧却在持续消弭。自从1917年帝国议会多数派通过了和平决议以来，多数派社会主义者始终在反对帝国政府，并试图按照自己的路线推动和平进程。而这实际上也是独立社会民主党所追求的目标，因此两党之间分裂的唯一原因在于一个纯粹的象征性问题上——支持或反对追加战争拨款的表决。如果不被个人恩怨和其他方面的分歧所蒙蔽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多数派社会主义者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所要推行的政策方针上实则已达成共识，即通过宪政手段反对帝国政府，以实现和平。 德国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真正的意见分歧，存在于两大社会民主党派与一个微不足道的斯巴达克联盟之间。因为斯巴达克派试图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党多数派和独立民主党之间原则性达成的共识，使得1918年11月10日的联合政府成为可能。而斯巴达克派构成了反对派的力量。 很难估计1918年11月这三个社会主义政党的相对实力。不过，从后续的选举结果中可以对此有一定的了解。在1919年1月的德国国民议会选举中，多数派社会主义者获得了1100万票，独立社会民主党获得了200万票，而斯巴达克派则没有参加投票。如果以从后续选举为参照，斯巴达克派在当时应该不可能获得超过十几万的选票。由此可见，执政的社会党人获得的票数约为1300万张，而反对派的票数仅为10万张。 这些数字似乎可以表明，与反对派相比，埃伯特-哈泽政府似乎得到了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强力支持。根据上述数据推算，政府应获得约95%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支持。然而，1918年最后几个月和1919年头几个月的事件却指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三个政党——社民党、独立社民党和斯巴达克派——绝不能仅凭纯粹的统计数据进行简单的比较。 返乡的德军正步前进通过柏林｜一战末期 在那几个月里，这三个政党中没有任何一个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政治实体。所有这三个政党都因内部分歧而四分五裂，政治舞台上不断上演着政党之间以及党内派系之间最离奇的联盟。这样一来，权力的平衡很快就转移到了对政府不利的方向。 当时，德国工人阶级激烈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是国民议会？还是苏维埃政府？俄国模式的苏维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德国的政治生态。苏维埃一方面受到热烈欢迎，另一方面又遭到排斥和诋毁，它成为了投进德国社会主义政治旋涡中的不和之源。 苏维埃最早出现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在沙皇政府统治下，任何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工会都是不允许存在的。西欧无产阶级的行动是由党和工会组织领导的。而在沙皇俄国，工会几乎不存在，政治性的工人党派也仅由零星的地下团体组成。因此，当无产阶级开始起义时，他们便创立了最简单的新型组织形式。 在圣彼得堡，每个工厂的工人选举出各自的代表，这些代表通过会议组建了圣彼得堡工人委员会。这是第一个苏维埃，它同时寻求与革命政党、革命的农民和士兵结盟。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工人委员会是凝聚并领导革命工人的战斗组织。 1917年俄国革命伊始，苏维埃制度立即重新出现。工人委员会在城镇中应用而生，并再次由各行各业和产业工人代表组成。与此同时，士兵委员会作为哗变士兵代表遍地开花，而第三种形式的苏维埃则以农民委员会的形态出现——这些委员会由各个村庄的居民选举产生。1917年的俄国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双重政府体系，这种体系在1918年11月9日之后又在德国出现了。 一方面是宪政政府官员，另一方面是代表工人阶级群众的原始民主政体的苏维埃。传统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特征在于将主权权力的立法和行政分立。这两种权力在苏维埃中被合二为一。城镇苏维埃既通过市政管理通过所需的决议，并同时执行这些决议。因为苏维埃背后站着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作为警察和执行机构服务于苏维埃。 一开始，苏维埃与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因为布尔什维克意味着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其中领导人的权威必须强加给每位党员。根据布尔什维克的理念，这个高度纪律化的政党肩负着统治整个国家的使命。而苏维埃则是一种极端民主形式的政府工具——人民绝对且不受限制的自治。 然而，早在1917年春季，列宁就意识到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摧毁俄国封建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列宁发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战斗口号，在这个口号下，最终引领布尔什维克革命取得了胜利。等到布尔什维克政权稳固之后，苏维埃民主便被彻底扫地出门。而早在1918年，俄国就已经沦为布尔什维克的独裁统治了。根据宪法规定，苏维埃拥有至高的权力，现实中它们却沦为了毫无实权的可悲的影子。 1918年在德国出现的苏维埃是真正的苏维埃，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允许存在的影子机构。因为在德国革命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对苏维埃实行专制统治。多数派社会主义党人、独立党人都宣称他们相信工人阶级的自治。斯巴达克派人数太少、力量太弱，无法对德国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实施专制。更何况，斯巴达克派的领导人，尤其是罗莎·卢森堡，曾经严词拒绝了任何政党对无产阶级实行专制的想法。 ...
一种合作艺术作品｜高罗佩重制版《花营锦阵》研究｜绪论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EXTITUTE｜批评·家｜理论与历史碰撞／个例与议题交织文｜角虫屋阿蝶／责编｜XD明代版画《花营锦阵》是一套基于五色线条套印技术的春画，共计二十四幅，作者不明，具体创作时间不明。最早研究这套版画的著作是《秘戏图考》，作者高罗佩将此套版画的单色板翻印为此书的一部分，因原版《花营锦阵》不可得见，故本文的研究对象定为高罗佩重制版《花营锦阵》。面对这套特殊的版画，本文核心问题是，《花营锦阵》促使高罗佩构建了怎样一套中国古代“性”的历史框架，而高罗佩所建立的认识又如何“重制”了《花营锦阵》。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拉开高罗佩写作《秘戏图考》的时代背景，由高罗佩的《秘戏图考》进入重制版《花营锦阵》，研究高罗佩建构了怎样一种关于中国古代的“性”的认识；第二部分介绍重制版概况，以高罗佩《秘戏图考》和重制版为基础，讨论了原版《花营锦阵》所采取的技术、可能的创作者与创作时间、风格问题；第三部分分析《花营锦阵》的画面设计，高罗佩根据自己理解重制《花营锦阵》的部分，并不能得到这套版画其他部分的支持。明代人对情欲的态度，为这套版画的真正兴趣提供了线索；文人的趣味不仅反映在鉴赏活动，也反映在《花营锦阵》的画面中；同时，鉴赏活动也打通了不同文艺形式之间的藩篱，将本文带向了明代的一些文人共同面临的情欲与伦理问题。此大纲仅涵盖了全文的绪论、目录部分，正文内容将后续另作推送。《花营锦阵》代表了约17世纪初至1644年间文人的一种尝试，通过将男女情欲活动具象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欲望得以纳入一种绘画风格之中。配词以只言片语，就能让读者产生新的感受。高罗佩重制版《花营锦阵》，木刻版画，29cm×21cm，印度中央考古图书馆藏影印本｜封面高罗佩重制版《花营锦阵》研究｜绪论｜2022正文7000字以内一、前言1950年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于日本京都购得《花营锦阵》的单色印板，这套印版由十二块双面雕刻，长四十八厘米，宽二十三厘米，两厘米厚的木板组成。这套共计二十四幅的明代套色春宫木刻版画冲击了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判断，“中国受礼教的束缚，没有以裸体人像为题材的画”[1]，这是他尚未见到《花营锦阵》时，对日本出版商所说的话。尽管在此之前，他研究中国文化的时间已有二十余年，同时，他因极度认同中国文化，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的文化，为了自己的生活更贴进他们，在1942到1947年，他任荷兰驻中国大使期间，拜叶诗梦为琴师，与于右任，冯玉祥等人同为天风琴社的成员。显然，《花营锦阵》中露骨的性交场面描绘，直接动摇了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认识：中国从古至今由儒家礼教主导一切，而由儒教主导的文化断不可能出现这种露骨的图画。这个事例可以看作，既存艺术以自身的自成一体，冲击某种既成的文化整体性认识的实例。高罗佩笃信这样的图像不可能单独存在，无论在它们出生的年代，还是在它之前的年代。于是在此事之后，他以《花营锦阵》为支点，试图撬动其他可能存在的性文献材料。在这个层面上，《秘戏图考》可以看作这一次资料收集的成果。中文称为《秘戏图考》的书，实际只是高罗佩整理的三卷书的其中一卷。这三卷书都单独成册，分别是：《秘戏图考》、《秘书十种》和《花营锦阵》。由于高罗佩并没有为这三卷书统一命名，而且在1992年中译版中，杨权将三册合为一本，以卷一的名称“秘戏图考”来为此译本命名，故此篇文章中若无特称“卷一《秘戏图考》”，那么都是这三册的统称。卷一《秘戏图考》是高罗佩自己的写作，原版是英文，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性相关文献的历史考察、二是性相关图画的历史考察、三是《花营锦阵》的介绍和配词的注解；卷二《秘书十种》是高罗佩收集的中国古代性相关文献原文；卷三是高罗佩参考日本收藏家涩井清的明代原版五色套色版画《花营锦阵》，补足了他所购买的那件单色版残缺的部分后重刻重印的。据高罗佩所言，这套版里他重新刻了书名页和第一图，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安排了这套版画的顺序，在叙文前的空白页印上了他的两方印有“鱼龙潜跃”、“增年益寿”字样的宝鼎印鉴，显然，这与他对秘戏图的理解有关；他还在叙文首页盖上了自己的斋号“吟月庵”。在此类资料受明清政府审查禁止十分严格的情况下，高罗佩的行动相当重要，对于当时其他想要深入研究中国性生活的学者而言，或许无异于雪中送炭。这也是高罗佩编撰此书的动力之一，即为西方汉学家“更深入全面”[2]的研究填补文献方面的空白。但从他忽视那些同时代就出现的考古材料来看——金鹏程（Paul Rakita Goldin)在介绍《中国古代房内考》时指出了这点，高罗佩似乎对搜集文献的兴趣不大，《秘戏图考》的英文名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with an Essay on Chinese Sex Life from the Han to the Ch’ing Dynasty, B.C. 206-A.D. 1644更为直接地揭示了这本书真正的主题：明代套色春宫版画。本篇论文的兴趣所在，即是《秘戏图考》中提及的明代八套套色春宫版画的其中一套——《花营锦阵》。这套版画代表了约1567年至1640年间[3]，出现的一种脱离社会实用目的春宫版画，它既不是那些有宗教象征作用的“避火图”，又不作为任何文本的附图，并借助了当时的木刻版画最高技术，极其精细地刻画了男女性交的场景，并配以恰当的词。据高罗佩所言，这套版画的明代原版技术高超，与色块套色版画不同，这种线条套色版画的印刷尤为困难，难点在于，印匠需要将描绘不同事物的彩色线条版校准在一起，以保持所刻事物形状的完整。“图案几乎全系线描的，图画是好几种线条的复合结果，每种线条的颜色相异。万一对版不准，图案就严重走样，画面被破坏。”[4]这意味着它们不可能大量印制，也不太可能是为了盈利而制作的，但也很难想象，如果那些主持刻印这些版画的人不是为了传播，为什么要放弃线描，这种更为简易又容易出灵动线条的绘制方式，而选择版刻？这些版画为了怎样的目而制作出来？《花营锦阵》的内容令高罗佩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图画中，自然而舒展的体态是否来源于绘者的观察，这些画是否展现了绘者切身的经验？高罗佩指出这样一套版画是“一种合作艺术作品”，性交活动对于这些“作者”而言是什么，将性交具象化的活动又意味着什么？其中的配词是否在应和图画时也应和着这群词作者的某种共同理想？“这些画册基本上仅用于满足设计它们和赞助它们出版的那些悠闲人士的趣味。他们意欲窃取一些快乐的瞬间，并把之固定在印版的精美线条上”[5]高罗佩在英文自序中作为“余话”参与了其中部分问题的回答，他用自己的直觉，将晚明的社会状况、江南地区的特殊背景、以及《花营锦阵》配词中体现的禅宗思想快速地联系起来。可惜的是，这些论述由于缺乏扎实的论证过程，不够具体，只可以作为参考。为了更具体地讨论这些问题，本文的考察对象将集中于《秘戏图考》，及其中提及的八套明代套色版画之一的《花营锦阵》。本篇文章并不打算将《花营锦阵》从《秘戏图考》割离出来作为一套独立的明代套色春宫版画来研究，如上所示，这些问题的形成有赖于阅读《秘戏图考》与重制版《花营锦阵》。更进一步的原因还有，现在能找到的《花营锦阵》只有高罗佩重制的这一版，明代原版即日本涩井清氏旧藏明版，在私人收藏家冯德堡[6]手里，现在没办法看到。于是这个重制版使得这篇文章以间接的方式与它的明代原版产生联系：它是高罗佩基于自己购得的单色版，根据涩井清的收藏而重制的。这些现实因素决定了，如今要研究《花营锦阵》则必须聚焦于这套高罗佩重制版《花营锦阵》。话虽如此，我们也必须意识到重制版《花营锦阵》是一个特殊的产物——显然，高罗佩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处理《花营锦阵》的，比如说重制版是单色，这正是因为高罗佩认为“单色本提供了一个比从一张套色版画的照片所能获得的图像更佳的图像……而且，一幅木刻画的特殊魅力只能通过印版直接印出的本子才能复制”[7]。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或许说明了高罗佩不能察觉到这些色彩的意义；而只印五十册以供有资格的专家学者参考，也是因为他认为性行为的精神意义比表露“爱的色欲外表”[8]更重要，而他所处的时代则相反。虽然高居翰（ James Cahill）从这套版画的风格断定它属于可靠的复刻作品，但在其他可信的明代原版出现之前，与其一脚踏空地将其归于“明代”版画，不如就放在《秘戏图考》的框架内，或者换句话说，放在高罗佩思考和理解《花营锦阵》的框架内加以审视。这样做另一方面的好处是，不会在考察视野中排除这套彩色版画在转译为单色版画时，可能遇到的问题。最后再补充一点，选择《花营锦阵》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因为它品质很高，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是笔者现在能获取到的最完整的明代春宫版画，《秘戏图考》中完整[9]翻印了这套春宫图。在《秘戏图考》的编排形式中，《花营锦阵》仿照它原本的可能的样式，单独成一册，以至于它看似可以从《秘戏图考》中截取出来，作为独立的一套明代版画而存在，从而忽略了这套版画本身的版本问题。比如，艾思仁（J. S. Edgren）认为高罗佩后来购得的那些刻板，并不是像高罗佩说的那样，是晚明的复刻版，而是17世纪的日本重刻版本。另外，《花营锦阵》在《秘戏图考》中的“完整”，也使得高罗佩自己在《秘戏图考》一卷中的相关论述文字与《花营锦阵》的图像，处于一种间隔状态。[1]严晓星.高罗佩事辑[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第24页。[2]【荷】高罗佩.杨权.秘戏图考[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7.第一版，第10页。[3]高罗佩在《秘戏图考》中为此类春宫版画框定的发展时间。[4]【荷】高罗佩.杨权.秘戏图考[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7.第一版，第180页。[5]【荷】高罗佩.杨权.秘戏图考[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7.第一版，第15-16页。[6]范景中.高罗佩的版画秘藏[J].新美术,2008(03).第29页。[7]【荷】高罗佩.杨权.秘戏图考[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7.第一版.第226页。[8]“当然，中国人希望在艺术与文学中尽可能回避爱的色欲外表，这一点本身是值得赞许的。既然东西方都有一种在文字和绘画中宣扬爱的色欲外边的明显趋势，而其程度又使性行为的基本的精神意义含混不清，上述观念对打击这种作为当前时髦的东西是有用的。”引自【荷】高罗佩.杨权.秘戏图考[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7.第一版.第4页。[9]《风流绝畅》、《花营锦阵》与《燕寝怡情》一样，都是以二十四幅图为一套，高罗佩说：“这类套画通常只有二十四幅。”引自【荷】高罗佩.杨权.秘戏图考[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7.第一版，第169页。实际上，这类版画并不全是二十四幅，高罗佩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是想到了《花营锦阵》和《风流绝畅》，他也一直把《花营锦阵》当成完整的版画来看待，涩井清藏最全的那版《花营锦阵》也是二十四图。但是《鸳鸯秘谱》有30幅，“《繁华丽锦》 ( g) 。田辺 ( Tanabe) 收藏的横46式手卷 ( 大阪) 。包括 62 幅木刻画 ( 蓝印) ，由四种不同的作品拼成”转引自艾思仁,杨权. 高罗佩的套色春宫版画册书目札记[J]. 文化遗产,2016(06):46-47；另外，高罗佩将《花营锦阵》单独编辑成册，具有形式上的完整性。原封面｜二、研究综述与问题的形成（一）文献综述：1951年高罗佩于东京编纂出版了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with an Essay on Chinese Sex Life from the Han to the Ch’ing Dynasty, B.C. 206-A.D. 1644，即《秘戏图考》，印数50套，据笔者现在所掌握的材料，这部著作是最早关于中国明代套色春宫版画的研究，高罗佩不仅搜罗了从汉代到明代各个方面的中国古代性相关的文献，并结合这些材料，建构了关于中国古代性文化与社会的初步认识，后来高罗佩结合了更多的文献材料，更详尽地探讨“中国古代性与社会”这一主题，这就是1961年于莱顿出版的《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1500B.C. till 1644A.D.。这两部著作无论在原始材料的数量上，还是观点的锐度上，都打开了“中国古代的性”这一主题的视野，在此之后，围绕“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著作，这些文章是由自己关心的问题出发，将高罗佩的《秘戏图考》与《中国古代房内考》作为相关主题的重要“前人”研究著作。这些相关研究主题以及主要的学者和他们著作有：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研究，如金鹏程的The culture of sex in Ancient China；中国房中术研究，如《中国古代房内考》译者李零的几部著作，《中国方术考》、《中国方术概观·房中卷》、《闭门造车——房中术》、《高罗佩与马王堆房中书》、《昙无谶传密教房中术考》；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如高居翰的Picture for use and pleasure:Vernacular painting in High Qing China；中国性学研究，如江晓原的《性学五章》。全面地罗列相关主题的文献是一件困难的事，并且也会偏离此篇文章所限定的研究对象《秘戏图考》和其中的明代套色春宫版画《花营锦阵》。之所以选取这几位学者和他们的研究，是因为他们都从各自的专业知识出发，写了专门评论“两考”的文章。这些文章分别是金鹏程为2004年Brill英文版《中国古代房内考》写的《引言（Introduction）》[10]；李零的《谈中国古代房内考》[11]、2019年商务印书馆版及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译者前言；高居翰的《高罗佩〈秘戏图考〉介绍》[12]；江晓原的《高罗佩〈秘戏图考〉与〈房内考〉之得失及有关问题》[13]。其中一些文献关于高罗佩方法论和前提的思考，多多少少都能看出来受益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的权力与话语分析，或者更历史地说，受益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运动。高罗佩谈论中国古代人的性是健康的，既不被“压抑”（repressed），也不“变态”（perverted），费侠丽（Charlotte Furth）从这两个英文词中敏感地发现了高罗佩的性评判的观念可能来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卡夫·艾宾（Kraft-Ebbing）[14]。金鹏程则在全书的引言中陈述了“perversion”更早的来源——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宗教语境[15]，他还批评高罗佩以西方文化中精神健康的标准，去观照中国的性。对于高罗佩的视角问题，李零也有自己的判断，在2019年版《中国古代房内考》的译者前言中，他这么说到：“高氏对中国文化，态度比较平等，也比较谦逊”[16]。又在《谈<中国古代房内考>》中说：“他的褒是针对贬, 不是贬男或贬女, 而是贬中国文化 。”[17]确实，费侠丽和金鹏程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高罗佩用这些词可能是为了回应那些抹黑中国的言论，而早先抹黑中国性事的言论中可能用了这些词。不过费侠丽在《再思高罗佩（Rethinking van Gulik again）》中对高罗佩的批评并不仅限于这两个词，这两个词只不过是她的一个例证。她对高罗佩的批评根本在于：“高罗佩并没有意识到性在意义建构系统中的位置——即福柯意义上的体制（regime）”，所以高罗佩所提供的那些原始文献“看似透明，却放弃了真理”[18]。然而，高罗佩真的完全没有注意到文化中的意义系统吗？柯律格（Craig Clunas）有不同的答案。柯律格注意到明代的著作《长物志》，因其制造一种关于物的话语。在《长物》这本著作中，他说高罗佩是最早注意到这本书的人，“Superfluous Things”也是高罗佩的翻译，而柯律格沿用了它。《长物》中柯律格提到了一个概念——“物质文化”。柯律格的“物质文化”立足于二十世纪的独特情境，反映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则是“物质文化与消费”[19]成为问题，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认知影响了柯律格对中国明代的观察：物品因与一套象征体系的结合，与社会身份联系起来，而有观察的价值。受柯律格“物质文化”影响的学者陈珏，重新思考高罗佩的方法，他串联了一条由二十世纪末出现的“新文化史”到高罗佩的文化研究方法的引线。他在《高罗佩与“物质文化”—从“新文化史”视野之比较研究》一文中，激动地将其称为“一种未用「物质文化」这个术语的「物质文化」研究，其中大有所谓「超前」因子的存在”[20]。顺带一提，施晔在《汉学家高罗佩研究》[21]的结语部分，评价《秘戏图考》与《中国古代房内考》时也沿用了陈珏的判断。不过陈珏文章中“物质文化”一词的内涵基本等同于“物质藏品的文化再现”，看起来更侧重于文化史的一个独特视角。仅仅将“新文化史”纳入一种新的文化观察方法，林·亨特（Lynn Hunt）肯定不会答应。在《新文化史》[22]的总序中，她回顾了福柯的文化分析方法如何颠覆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的理性王国，又如何支撑个体的特殊性；这阵后现代之风如何由全球的左翼学者们助推起来，跨越国界，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僵硬划分，接着演变为全球性的、反西方中心的抵抗运动。1978年《东方学》[23]出版，艾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后殖民理论揭示了西方话语中东西方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对林·亨特而言，这场全面破坏西方思想中理性结构的运动，联动着政治运动，新文化史不过是其中的史学方面。仅从高罗佩的生卒年即可看出，他并没有卷入这场后现代主义运动当中，他正好处在“殖民”的背景当中，那么他的学术与他的外交官工作是什么关系？《荷兰汉学：过去、现在和未来》[24]一文中反思性地回顾了荷兰汉学的历史：十九世纪起荷兰汉学研究的兴趣与殖民扩张活动相关，莱顿大学的设立初衷是为了满足培养殖民地管理官员的需要。伊维德（Wilt L.Idema）这一篇文章对于了解高罗佩所处时代背景提供了帮助。伊维德曾任莱顿大学教授，与高罗佩一样，也是一位荷兰汉学家。其他能对高罗佩其人以及他的生活背景提供材料的文献还有C.D.巴克曼（Carl Dietrich Barkman）等人撰写的《大汉学家高罗佩传》、严晓星《高罗佩事辑》。即便没有后现代主义思潮提供反思条件，高罗佩在《秘戏图考》中打开中国性文化的努力算不算彻底的失败？高罗佩由《花营锦阵》引发的考察行动是否可以看作一个强烈想要认识他者的人，与殖民主义话语生产体系相较量的活动？这些问题的解答倚赖对《秘戏图考》的考察，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高罗佩的前提和方法，以恰当地评价《秘戏图考》中明代套色春宫图相关内容和重制版《花营锦阵》。将研究对象限定为《秘戏图考》的研究虽然极为有限，但是比起关于《花营锦阵》等晚明春宫套色版画的研究已经算很多了，“晚明春宫版画在高罗佩的书问世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被人们奇怪地忽视。”[25]高居翰在《高罗佩<秘戏图考>介绍》中如此说道。这篇文章所针对的问题是《秘戏图考》里面八套明代春宫套色版画的可靠性问题，艾思仁的《高罗佩的套色春宫版画册书目札记》[26]同样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都认为其中来自上海某氏的版画《鸳鸯秘谱》和《江南销夏》不可靠，高居翰甚至觉得是高罗佩的手笔，而李燕则对此毫无障碍，将这些版画作为“晚明作品”[27]来看待。高居翰的文章带出了高罗佩学术研究与他的艺术创作之间关系的问题：高罗佩是否是个严肃的学者，他对中国文人的认可是在什么层面的？高居翰的论述提出了一个可能的情况，即高罗佩真正的兴趣也许不在于做学术研究，而在于艺术创作。 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倚赖对《花营锦阵》这套明代春宫套色版画的研究，看看那些被高居翰和艾思仁质疑的版画作品，是否能在这部版画的研究中找到支持。伊维德的《“玩腻了的文人”吕天成与万历晚期江南精英的生活》[28]一文对于研究晚明套色春宫版画的意义非凡。在这篇文章中，伊维德由《绣榻野史》作者吕天成一人联系到他的《曲品》，并顺着戏曲这一线索发现了他的朋友们——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在《花营锦阵》配词中落款的那些人；同时，由于戏曲中也出现了男女之间情爱的相关内容，所以可以推断当时“性”、身体、欲望及伦理可能成为这群文人所关心的问题。伊维德认为是王阳明的心学，给他们提供了思考这些问题的精神背景。如果真如伊维德所推论的这样，那么“春画”或“秘戏图”对于这些文人而言意味着什么呢？明代许多春宫图是作为色情小说插图而出现的，根据这点，郭劼（Guo Jie）认为高罗佩“叙事化”地处理这些图画没有问题，《高罗佩读晚明性爱作品（Robert Hans van Gulik Reading Late Ming Erotica）》[29]一文研究的重点，在于《秘戏图考》所体现的高罗佩观看《花营锦阵》方式，而作者忽略了一点，即《花营锦阵》的形式并非小说插图。高罗佩读《花营锦阵》的方式究竟源自何处？这篇文章将“观看主体”的问题带到了我们面前。[10]Robert Hans van Gulik,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1500B.C. till 1644A.D.Leiden;Boston:Brill,2003.第xiv-xxx页。[11]李零.谈《中国古代房内考》[J].读书,2011(01):38-42.[12]【美】高居翰（James Cahill）.杨权. 高罗佩《秘戏图考》介绍[J]. 文化遗产,2016(06):37-45.[13]江晓原.高罗佩《秘戏图考》与《房内考》之得失及有关问题[J].中国文化,1995(01):272-282.[14]Van Gulik’s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sex itself was based on ideas of “repression” and “perversion” identified with Freud and Kraft-Ebbing—the scientistic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of early twentieth century“sexology”.Furth C. Rethinking van Gulik again[J]. Nan Nü, 2005, 7(1).第72页。[15]Robert Hans van Gulik：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1500B.C. till 1644A.D.Leiden;Boston:Brill,2003。第xvi页[16]【荷】高罗佩.李零等.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第一版。第7页。[17]李零.谈《中国古代房内考》[J].读书,2011(01).第41页。[18]By contrast van Gulik studied sex as a fact of nature revealed by modern science; he did not think about “sexuality” in the sense of a constructed system of meanings—a “regime” in Foucauldian terms, or an “identity”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sexual politics. Van Gulik presented his sources as authentic treasures awaiting discovery, which give up their truths transparently.Furth C. Rethinking van Gulik again[J]. Nan Nü, 2005, 7(1).第73页。[19]【英】柯律格.高昕丹 陈恒译.洪再新校.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5.第10页。[20]陈珏.高罗佩与“物质文化”—从“新文化史”视野之比较研究.[J]台北:《汉学研究》第二十七卷第三期.2009年。第322页。[21]施晔.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6.[22]【美】林·亨特编.姜进译.新文化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23]【美】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王宇根译.东方学[M].第三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9.[24]【荷】伊维德(Idema.W.L),马清槐,唐芜.荷兰汉学:过去、现在和未来(上)[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01):79-86.【荷】伊维德(Idema.W.L).马清槐,唐芜.荷兰汉学:过去、现在和未来(下)[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02):89-91.[25]【美】高居翰（James Cahill）.杨权. 高罗佩《秘戏图考》介绍[J]. 文化遗产,2016(06).第39页。 [26]【美】艾思仁（J. S. Edgren）,杨权. 高罗佩的套色春宫版画册书目札记[J]. 文化遗产,2016(06):45-47. [27]李燕. 晚明春宫画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15.第46页。[28]【荷】伊维德(Idema.W.L).杨权.“玩腻了的文人”:吕天成与万历晚期江南精英的生活方式[J].文化遗产,2016(06):47-59.[29]Guo J. “Robert Hans van Gulik Reading Late Ming Erotica”[J].Hanxue Yanjiu (Chinese Studies), 2010, 28(2).印鉴｜（二）内容安排：本文的核心议题是：高罗佩受《花营锦阵》激发，建立了怎样一种中国古代“性”观念的历史框架，而这个框架又如何“重制”了《花营锦阵》。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将首先从研究《花营锦阵》的首部专著——高罗佩的《秘戏图考》入手，考察高罗佩生平及《秘戏图考》与重制版《花营锦阵》诞生的语境，随后基于《秘戏图考》的结构安排，讨论在《秘戏图考》中，高罗佩建立了怎样一种中国古代“性”观念的历史框架，进一步讨论这个框架中是否也渗透着高罗佩原本的“性”观念，最后，考察高罗佩做中国古代性图画研究的前提与方法，判断他的研究是否向“他者”敞开。第二章为《花营锦阵》的概况陈述。这章除了重制版的内容概况，直观感受画面与词文的联系，还会基于高罗佩在《秘戏图考》中的发现，讨论《花营锦阵》的“作者”、技术、创作时间和人物风格相关问题。第三章主要讨论《花营锦阵》的旨趣问题。从这套版画的画面设计开始，随之点出高罗佩反映在重制版《花营锦阵》上的认识，以及讨论这种认识是否与这套版画集本身存在冲突；随后从论及“春画”、“秘戏图”的古籍、明代理学的禁欲与心学的兴起等视角，考察《花营锦阵》对情欲的态度是否与他们有相似之处。之后的一节将主要讨论配词所起的作用。最后一节综合前文，讨论《花营锦阵》中所体现的文人兴趣。最后一章的结语部分，将结合《花营锦阵》所使用的媒介，讨论明代一些文人的共同理想。叙文版权归作者所有，作者已授权发布。文章来源｜2022年硕士毕业论文｜高罗佩重制版《花营锦阵》研究指导｜周诗岩未完待续目录｜摘要 abstract绪论一、前言二、研究综述与问题的形成第一章 | 由《秘戏图考》到重制版《花营锦阵》第一节、《秘戏图考》的写作背景第二节、由建立历史参照系开始的《花营锦阵》研究第三节、“性” 的观念框架第四节、附论：“秘戏图考”如何向他者敞开第二章 |《花营锦阵》概观第一节、重制版的基本情况第二节、由五色线条套印技术推断作者与创作时间第三节、自然而流畅的人体形象来源第三章 |《花营锦阵》的旨趣问题第一节、营造性交场景第二节、“重制”《花营锦阵》第三节、明代人对情欲的态度第四节、《花营锦阵》中曲词的作用第五节、《花营锦阵》中的“理”第四章 | 结语：文雅的生活与版刻参考文献致谢图版「角虫屋」是论文作者阿蝶和另一位BAU学社成员蛛蛛共同运营的触觉探索空间，关注性与BDSM相关的道具与理念。最近活动推荐：▶ 院外自从2017年4月试运行到2018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作为激励师生共同研习的方法，各板块的定位不同，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BAU学社探根究底，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星丛共通体回溯源起，以译介瓦尔堡、塔夫里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建筑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讲读中砺炼；回声·EG形与势俱备，从“美学与政治”这一矛盾情境出发，以批评式导读与导读式写作，次第引入空间政治、媒介政治、生命政治，共构审美论域；批评·家教学相长，深入个例以梳理历史的特定脉络，转换视角以突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持续组织线上的文本庭审以及线下的共读活动；BLOOM绽言与行贯通，以“都市状况”为核心议题，以展示与策动为支撑，辩证地介入建筑、城市、艺术、技术相互联结的当下语境。▶ 院外计划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汇集、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这一目标。▶ 批评·家／BLOOM绽｜议题 ▶ 乌托邦｜世纪观｜大众史｜有用，太有用了！｜人类之眼｜技术之幕｜批评-历史 ▷ 建筑批评的限度｜艺术动词案例卡｜世纪先锋派｜艺术的新构型｜无量纲的运动｜苏联的构成与建设｜科幻现实主义｜城市之冠｜最低限度的住所｜直接到场的诸历史｜木与夜孰长与银盐热｜业主与建筑师｜绽-展 ▶ 展示之于建筑｜以展示开启社会工程｜都市状况与策动｜后规划时期的城市展｜UnTOPIA｜POSTARCHITECT｜战-栈-㠭 ▷ 社会更新圆桌｜评论展：谢英俊及其团队实践｜在地建造｜建筑，或者建筑｜没有建筑的建筑师｜景观争夺战中的成像术｜国际XX｜DUPECITY｜F.A.N & G.U.N｜后勤 ▶ 小坐｜小谈｜小讲｜庭审｜
人必须打破还要运用过去｜历史对生命的利弊｜三｜尼采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EXTITUTE｜星丛共通体｜读／译／写／画／讲文｜弗里德里希·尼采译｜陈涛 周辉荣／校｜刘北成／责编｜XQ、星丛+阿比·瓦尔堡在启动“记忆女神”计划的前一年，曾在汉堡大学开设了一门关于布克哈特的研讨班（1926-1927）。在最后一讲的笔记中，他将尼采和布克哈特并置为古代先知的两种类型，认为他们都是“非常灵敏的地震仪”。尼采尊称布克哈特是“我们伟大、最伟大的导师”，并在写作中不厌其烦地引用布克哈特的观点或话语。他在1868年至1873年旁听了布克哈特所开的课程《关于历史学习》（相关讲义在布克哈特去世后以《世界历史沉思录》的书名出版），他写于1874年的《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常用译名）正是受到这段经历的启发。无论是布克哈特，还是尼采，他们都看到了当时文化和教育的状况：精神生活的普遍浅薄化，市民-基督教世界的解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语境。但他们由此对历史任务的认识却不尽相同，大略可以概括为：布克哈特看到了历史的利端，他强调对往昔知识“无目的”的占用；而尼采则看到了历史的弊端，因为毫无节制的历史感也催生强烈的漠然感。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非常强势地引用（甚至是误用）歌德的话：“我痛恨所有仅仅在教导我，却不能丰富或者不能直接振奋我的行为的事物”。既然提到了阿比·瓦尔堡将布克哈特和尼采分为“利”与“弊”，那么正好也可以说一下尼采这本书的译名问题。人们通常已经习惯于意译为“历史的用途与滥用”，然而根据原文，更准确的直译理所应当是”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首先，“生”的原文词意，可以指向生命、生活，甚或是生存、人生，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以选择不同的译法。但不管怎样，在意译的书名中这一概念是缺失的，这也导致了书中与“历史”相对应的论域模糊游移，甚至是消散，容易给人造成书中所有的论述只是围绕着历史本身展开的印象。如果按照通常的理解，历史是逝去的事物，那么更为简洁的译法可以有——史之于生的利弊，也就是说，本论文关注的是“死”对“生”的利弊。这也暗合了研究瓦尔堡中的Nachleben一词的德语本义（死后生命）。其次，用途与滥用的意译，使得“用”成为了关键字，从而导致了原书名中指出的利与弊的两端，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利弊的辩证关系，被转化成“用”之一途，只是不同程度的区分而已。所以具体到一些段落中，我们会根据上下文强化突出“生”“利”“弊”的面向。院外之前在推送专辑“辩证能量：瓦尔堡的图像研究与历史想象”时，曾经节选了本书的第七章节并以以“被科学统治的生活没指望”为题编入专辑的第一部分“历史救赎”中。而本书所示之讨论可以运用于更为广泛的范围。比如院外推送的雅克·朗西埃“无知的教师”，是对普遍的智性解放的倡导，由此引向教学场景的设定。其中所谓的“教师”准确地说，指向了宽泛意义上的引导者。以此来看，布克哈特强调历史所承担的教化意义，在面对“高度专业化”的历史学科的现况时，他选择了“业余爱好者”作为一种理想的参照。如果我们再将标题中的“无知”放到教育中来看，那么尼采正是针对过量的历史，以及将历史教育取代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教育，由此，历史被看成是一种纯知识，现代文化不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成为了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尼采在现代教育体系形成初期的批判，某种程度上依然适用于当下的状况。只不过在非历史与超历史这两极之间的摆荡，还需读者在特定的历史情势中加以把握。除此之外，这一文本的论述对院外已有的研究而言，也可具体运用于如何审视世纪先锋派的遗产之于今天，甚至也可以用来解读格罗皮乌斯在《总体建筑观》中对建筑教育的流程构想等等。本次推送的是《历史对生命的利弊》的第三部分，继第二部分的“纪念的”历史之后又辨析了“怀古的”“批判的”历史。院外还对原先整理并精选的各章节主旨提要做了进一步的优化。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我痛恨一切只是教导我却不能丰富或直接加快我行动的事物。”歌德的这句话，正像是他山之玉（ceterum censeo），完全可以立于我关于历史有无价值的思考的前沿。我将说明为什么不能“加快”行动的教导、松懈行动之缰的知识，为什么历史作为昂贵而多余的知识奢侈品，事实上是必须——用歌德的话来说——“痛恨”的。因为我们仍处于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之中，而多余品乃是必需品之敌。我们的确需要历史，但我们的需求完全不同于那些在知识花园中疲乏的闲人。不管他们会如何高傲地鄙视我们粗鄙平淡的需求，情况都是如此。换言之，我们为了生活和行动而需要它，不是将它作为逃避生活和行动的一条便宜之计，或是为一种自私的生活和一种怯懦或卑鄙的行动开脱。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但若超出某一定点去评价历史研究，就会使生活受到残害和贬损。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显著的症结已经要求我们必须用实际经验进行检验，尽管这样做同样也是很艰难的。我已经试着描述一种经常困扰我的感情。我将它公开，借以向它发泄。这也许会使得有些人向我说明，他也有这种感情，并告诉我，我对这种感情还感受得不够纯粹，不够根本，也就没能用对实际经验的充分肯定来将它表达出来。少数人也许会这么说，但大多数人会告诉我这是一种堕落的、反常的、可怕的和完全非法的感情，并告诉我，我的表现显示出自己配不上那场在最近两代德国人当中尤为强劲的伟大历史运动。我将不惜任何代价，鼓起勇气描述我的感情。这么做毫无疑问可以促进正当性，因为我将给予充分的机会对这样一场“运动”加以称赞。而我自己将得到一个对我来说比正当性更有价值的好处——通过我的批评，达成一个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正确观点。这些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正试图将这个年代有充分理由引以为荣的东西——其历史文化——描绘为我们这一时代的错误和缺陷。这是因为我相信，我们都在患着一场恶性的历史狂热病，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这一事实。但即使它是一种美德，歌德的断言也可能是对的，即当我们在发展自己的美德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发展了我们的错误。而很显然，过度的美德与过度的罪恶一样，都能毁灭一个民族。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有权发言，但我首先要解除我的顾虑，为此我承认，产生那些令人困扰的感情的体验大都是来自我自身——来自其他来源的都只是为了进行比较而已；承认我之所以有这样“不合时宜”的体验，是因为我更像是古老时代比如希腊时代的孩子，而不像是这个时代的儿童。鉴于我的职业是一个古典学者，我必须承认这些。因为我不知道，除了“不合时宜”，古典知识对我们的时代还能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虽然它与我们的时代相背，但我们仍可希望，为了未来某一时代的利益，它对我们的时代仍有影响。遗忘-记忆-非历史-超历史快乐、良心、对未来的信心、愉快的行为，所有这些，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而言，都有赖于一条将可见清晰和模糊阴暗区分开来的界线而存在。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某种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事物的能力是更为重要和基本的，因为它为每一健全和真实的成长，每一真正伟大和有人性的东西提供基础。将非历史空气消散后还能呼吸的，就达到了“超历史”的意识立场。处于这一立场的人不会从历史中感受到任何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冲动。只要能更好地学会将研究历史作为通往生活的一种方式，确信比超历史的人有着更多的生活，那么在生命面前，我们的愚昧比超历史的人们的智慧有着一个更为伟大的前途。三种历史：纪念的-怀古的-批判的历史不能被看成是一种纯知识，不能被允许左右智力。只有被更高的力量所引导和控制，历史研究对未来才是有利的。历史，只要它服务于生活，就是服务于一个非历史的权力。过量的历史会让生活残损退化，而且历史也会紧随其后同样退化。历史对于生活着的人而言是必需的，体现在三方面：他的行动与斗争、他的保守性和敬畏之心、他的痛苦和得到解救的渴望。分别对应了三种历史，纪念的、怀古的、批判的。三种历史中的每一种，都只有在一定环境和气候中才能生长旺盛，否则它就会长成一株毒草。如果一个想做出伟大作品的人需要过去，他就会通过纪念的历史使自己成为过去的主人；能够对传统的和可敬的事物感到满足的人就会做一个怀古的历史家来利用过去；只有一个人的心灵为一种迫切的需要所压迫，一个人希望以任何代价抛弃包袱，他才会感到需要批判的历史，即作出判断和进行批判的历史。生活-历史-科学-教育生活和历史真地改变了它们的联系，而且有一颗不详之星已经在它们之间升起了——科学，以及因为要求历史变为科学而改变。生活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有关过去的知识不再是它的奴仆，界线被推翻了，每样事物都冲破了它的限制，事件的明显联系变得模糊了。现代人在自身体内装了一大堆无法消化的、不时碰撞到一起嘎嘎作响的知识石块——与外部世界无关的内心事务的对抗，以及与内心世界无关的外部世界的对抗。现代文化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而是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一种关于文化的各种思想和感情的综合。“内在的生活”现在是唯一关系到教育的东西。“教育”和"历史教育"成了一码事……为了一种真正的教育而致力于摧毁现代教育体系吧！其次，历史对于那些有着保守和虔敬天性的人是必需的，这种人满怀热爱和信任，回望他存在的源头，他借此向生活致谢。他小心地保存着从远古时期遗留下来的东西，并为他的后来人复制出他自己成长于其中的条件，他就是这样为生活服务的。在他的灵魂之中，拥有祖先的家具这件事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因为还不如说是他的灵魂被家具所拥有。所有微小和有限的东西、陈腐和过时的东西，都获得了自己的价值和不可侵犯性，因为怀古者保守而虔敬的灵魂迁入到这些东西之中，并筑起一个秘密的小巢。他的城镇的历史变成了他自己的历史，他把那些城墙、带有塔楼的城门、市政厅、集市都看作他年轻时的一本绘有插图的日记，并在这一切之中看到了他自己——他的力量、勤奋、渴望、理性、错误以及蠢事。“人们曾经可以生活在这里，”他说，“正如现在人们可以生活在这里——将来还可以继续生活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坚韧不拔的人，不会在夜晚被人连根拔起。”这样，通过他所说的“我们”，他纵览了过去了不起的个人生活，并认同那房屋、家庭和城市的精神。他穿过迷蒙而纷乱的几百年，像欢迎自己的灵魂一样远远地欢迎他的民族的灵魂。他的天分和他的美德体现在他具有如此的感觉和预测能力，体现在他能察觉出仅残存一部分的痕迹，体现在他能够出于本能正确阅读草草写就的过去，并立刻识别出羊皮纸上重新涂写过——甚至是多次涂写过的文字。歌德就是怀着这样的思想站在埃尔温·冯·施泰因巴赫（Erwin von Steinbach）的纪念碑前，他的感情风暴撕碎了悬在他们之间的历史云层，他头一次看到“出自坚强、粗犷的德意志灵魂”的德意志作品。这就是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人所走过的道路，这就是那种在诗人之中重新唤醒古代意大利天才、形成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所说的“远古弦乐的绝妙回响”的精神。然而这种虔敬的怀古精神最伟大的价值，在于它能给一个民族或是个人乏味、粗糙甚至痛苦的生活环境带来一种愉快和满足的朴素情感。尼布尔就承认，他能够与一群有着某种历史的自由农民一起在荒野之上愉快地生活，而绝不会感到有对艺术的需要。把那些不太有天分的种族和人民固定在其祖先的家园和习俗之中，防止他们为了追求更好的东西而背井离乡、却只遇到了挣扎和竞争——历史还能比这更好地为生活服务吗？把人们束缚在同样的伙伴和环境之中、束缚在日常的辛苦工作之中、束缚在他们光秃秃的山脊之中的这种影响力看起来自私且不可理喻，但这种不可理喻却是有益健康的，并对社会有益。凡是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那些单纯只是想要迁徙和冒险的愿望——也许是在整个民族之中存在的愿望——会带来什么样的可怕后果的人，或是看到一个对自己的早期发展丧失信心、放任世界主义蠢蠢欲动、放任自己无止境追求新奇东西的民族注定有着怎样命运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点。一种大树紧抱树根的感觉，一种幸福感，来自知道了个人的成长不只是随意的偶然的，也是一种过去的遗产及其果实和花朵，这种过去不仅为现在辩护，更为现在戴上桂冠——这就是我们今天愿意称之为真正的历史感的东西。这些并不是能够将历史变为纯粹科学的最有利的条件。而且，如同我们在纪念式历史中看到的那样，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当历史服务于生活并被其目标所指挥时，过去本身也受到损害。换个比喻来说，大树更多的是感觉到树根，而不是看到树根。这种感觉的巨大程度是凭借可见的树枝的巨大和力量来衡量的。在这里，大树有可能错了，那么它对于整个森林的感觉又会是多么错误啊！它只是在森林阻碍或者帮助了它的时候才知道并感觉到森林，除此之外则一无所知！一个人、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的怀古感也总是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之内。很多东西完全没有被引起注意，其他的东西则只被孤立地看待，就像是通过一台显微镜观看似的。没有什么衡量标准，每样东西都被给予同等的重要性，也就意味着任何东西都被看得太过重要了。因为过去的事物从来都没有从其真实的角度被看待，或是获得它们正当的价值。这种价值和角度是随着回望过去的个人或国家的变化而变化的。这里就总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即所有远古的东西都被看成是同等尊贵的，而每一个没有这种敬古之意的人，比如一种新的精神，就会被当成敌人而遭到拒绝。希腊人自己就允许古老的造型艺术风格和更自由、更伟大的造型艺术风格并存，并且在后来不仅是容忍了其挺直鼻梁和冷酷表情的风格，还将之作为鉴赏的一个原则。如果一个民族的判断力就这样僵化了，而历史服务于过去的生活只是为了毁掉更深刻、更崇高的生活；如果历史感不再是保存生活，而是将它变为木乃伊，那么大树就会从上至下不正常地枯死，最后树根自身也会枯萎。从不再给予现在的新鲜生活以灵魂和灵感的那一刻开始，怀古式历史就退化了。虔敬之泉干涸了，可是养成的习惯在没有了虔敬之后依然存在，并恭敬地围绕着它自己的中心旋转。我们看到了一幕可怕的景象，疯狂的收集者在所有过去的尘土堆中寻寻觅觅。他呼吸着发霉的空气，怀古的习惯会将他内心一种重要的天分、一种真正的精神需求，降格为一种简单的对一切古老东西贪得无厌的好奇心。他常常陷得很深，以致对任何食物都感到满意，狼吞虎咽地吃下从文献书单上掉下来的所有残渣。即使这种退化没有发生，即使怀古式历史独自扎根其上并能有益于生活的那种基础也没有枯萎，但只要它变得过于强大，侵入了其他方式的领域，就仍然会有足够的危险。它只懂得如何保存生活，而不懂得如何创造生活，因此总是低估了现在的成长，而不像纪念式历史那样对其有某种直觉。这样，它就阻碍了采取新行动的强烈冲动，并使得行动者麻痹。而行动者作为行动者，总是必须要伤害虔敬或其他感情的。已经变得陈旧的事实总会要求使自己永垂不朽。因为当一个人思考这样一件古老事实的生命史时，看到一代又一代人已经赋予了它如此之多的尊敬时——不管它是一种风俗、一个宗教教义，还是一个政治原则——他都会觉得，用一件新的事实来取代它，用一个新的虔敬来取代一大堆古老的虔敬，乃是一件胆大妄为，甚至邪恶无耻的事情。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除去上述两种方式，人们多么需要第三种看待过去的方式，即“批判的”方式。它也是服务于生活的。为了能够活下去，人必须要有力量打破过去，还要运用过去。他必须把过去带到裁判的法庭之上，无情地审问它，并最终给它定罪。每一个过去都是值得被定罪的，这是世间之事的一项法则，因为它们总是包含了大量人类的力量和人类的弱点。在这里，坐在审判席上的不是正义，宣读判决的也不是仁慈，而只是生命自身，是那欲壑难填的、阴暗模糊的驱动力。它的宣判总是毫不留情，总是毫不公正，因为它从来都不是来源于知识之清泉。然而若是正义女神亲自来宣判的话，结果也大体会是一样的。“因为产生出来的每一样东西都应当被毁灭，所以如果什么都不产生，那就更好了。”能够生活，并忘记生活和不公正在多大范围内是融为一体的，这需要巨大的力量。路德本人就说过，世界得以建成，只是由于上帝的疏忽；他做梦也没想到过重型大炮，否则他绝不会创造世界。需要遗忘的这个生活有时候同样也需要毁掉遗忘，因为一旦某个事物的不公正性日益明显——比如说，一种垄断、一个等级、一代王朝——这样的事物就应该崩解。批判性地审查它的过去，把刀架在它的根部，把所有的“虔敬”都无情地践踏在脚下。这个过程总是很危险的，甚至对生活而言也是危险的。而那些以这种方式通过裁判和消灭过去来为生活服务的人或者时代，则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别人或别的时代，始终都是危险的。因为既然我们只不过是先辈的产物，我们也就是其错误、激情和罪过的产物，我们无法摆脱这一锁链。尽管我们谴责这些错误，并认为我们已摆脱了这些错误，我们却无法摆脱一个事实：我们来自它们。充其量，它将导致在我们与生俱来的、遗传的天性和我们的知识之间，在一个严格的新戒律和一个古老的传统之间，产生冲突；我们将养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直觉、一种第二天性，它们将使第一天性枯萎。企图由果推因地（a posteriori）造出一个可能是我们源头的过去，用以反对实际是我们源头的那个过去，这往往是一个危险的企图。因为难以找到一个否定过去的限度，而且第二天性一般都弱于第一天性。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好的，就总是会停下来而不去做，因为我们也知道什么是更好的，却做不到。胜利到处都有，这胜利给那些战斗者、那些为了生活而运用批判式历史的人带去一种陌生的安慰。这安慰就是这样一种知识：这个“第一天性”曾经也是第二天性，而每一个获胜的“第二天性”也会变成第一天性。生活-历史-科学-教育生活和历史真地改变了它们的联系，而且有一颗不详之星已经在它们之间升起了——科学，以及因为要求历史变为科学而改变。生活不再是至高无上的，有关过去的知识不再是它的奴仆，界线被推翻了，每样事物都冲破了它的限制，事件的面貌变得模糊了。现代人在自身体内装了一大堆无法消化的、不时碰撞到一起嘎嘎作响的知识石块——与外部世界无关的内心事务的对抗，以及与内心世界无关的外部世界的对抗。现代文化不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如果没有那种对抗，它就不能被理解。它不是一种真正的文化，而是一种关于文化的知识，一种关于文化的各种思想和感情的综合。“内在的生活”现在是唯一关系到教育的东西。“教育”和"历史教育"成了一码事……为了一种真正的教育而致力于摧毁现代教育体系吧！五大危害：过量的历史所产生的过量的历史是某一时代生活的敌人，在五个方面产生危害：第一，强调内与外的对照，从而削弱了个性。第二，这个时代开始幻想它比其它任何时代都拥有更多最珍贵的美德——公正。第三，民族的本能遭到挫折，个体的成熟和整体的成熟都同样受到阻碍。第四，我们开始信仰人类的古老时代，认为我们是后来的幸存者，只是些追随者，这种信仰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害的。第五，当狡猾的自我主义行动理论成熟起来、伤害并最终摧毁这种生命力时，某个时代会达到一个对自身反讽的危险状态，甚至更加危险的、犬儒主义的状态。给我生命，从历史病获得拯救！人必须首先学会生活，并且只将历史服务于他已学会的那种生活，如果我们不希望生活中只是些低能者和饶舌者的话，生活本身就是一门需要彻底勤奋学习和刻苦练习的手艺！给我生命，我很快就能从中为你创造出一个文化——这将是这新的一代每个人的呼声，他们也将凭着这个呼声互相认识。治疗历史疾病和过量历史的神奇草药，它们被称为毒药——历史的解药是那些“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东西。“非历史的”是那种能够遗忘、能够在自己周围划出有限视野的力量和艺术。“超历史的”力量能将目光从演变的进程上挪开，转向赋予存在一种永恒与稳定特性的事物——转向艺术和宗教。在希腊的文化观念里，文化是一种新的、更美好的事物，没有内部与外部的区分，没有习俗和伪装，而是思想与意志、生活与表象的一个统一体。每一样走向真诚的东西都是向着真正的文化前进。▶ 版权归译校者所有。文章来源｜《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上海人民出版社译本▶ 专题｜辩证能量：瓦尔堡的图像研究与历史想象专题主持｜XQ历史救赎｜周诗岩｜阿比·瓦尔堡的姿态：图像生命与历史主体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导言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节选瓦尔堡｜论布克哈特与尼采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节选阿甘本｜什么是当代人古代图像的死后生命｜布克哈特｜古代的再生｜导论莫米利亚诺 ｜雅各布·布克哈特《希腊文化史》导论瓦尔堡｜桑德罗·波蒂切利瓦尔堡｜丢勒与意大利古代贡布里希｜古典传统的双重性：阿比·瓦尔堡的文化心理学周诗岩｜讲给真正成年人的鬼故事间隙的图像学｜瓦尔堡｜费拉拉的斯基法诺亚宫中的意大利艺术与国际星相学瓦尔堡｜往昔表现价值的汲取温德｜瓦尔堡的“文化科学”概念及其对美学的意义贡布里希｜阿比·瓦尔堡的目的与方法阿甘本｜阿比·瓦尔堡与无名之学乔治·迪迪-于贝尔曼｜以侍女轻细的步态（图像的知识、离心的知识）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归还感性▶ 院外自从2017年4月试运行到2018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作为激励师生共同研习的方法，各板块的定位不同，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BAU学社探根究底，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星丛共通体回溯源起，以译介瓦尔堡、塔夫里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建筑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讲读中砺炼；回声·EG形与势俱备，从“美学与政治”这一矛盾情境出发，以批评式导读与导读式写作，次第引入空间政治、媒介政治、生命政治，共构审美论域；批评·家教学相长，深入个例以梳理历史的特定脉络，转换视角以突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持续组织线上的文本庭审以及线下的共读活动；BLOOM绽言与行贯通，以“都市状况”为核心议题，以展示与策动为支撑，辩证地介入建筑、城市、艺术、技术相互联结的当下语境。▶ 院外计划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汇集、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这一目标。▶ 星丛共通体／回声·EG｜专题 ▶ 辩证能量：瓦尔堡的图像研究与历史想象｜先锋派，一场世纪对话｜包豪斯十四年：先锋派的临界点｜共读 ▷ 启蒙辩证法｜走向新宣言｜美学理论｜装饰与罪恶｜艺术与生产｜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计划与乌托邦｜空间的生产｜帝国与传播｜理解媒介｜地堡考古学｜译-写 ▷ 瓦尔堡｜阿多诺｜最后的马克思｜塔夫里｜后革命与世界体系｜列斐伏尔｜现代性与日常生活｜麦克卢汉｜生产方式对信息方式｜居伊·德波｜排场社会与地理主体｜技术网络与人器纪｜朗西埃｜山寨现代性｜画讲-图说 ▶ 建筑物与像｜论坛 ▶ 空间生命政治｜美学与生命政治｜美学与政治｜媒介批判｜都市魅惑与图像｜建筑批判文献阅读｜城市危机与空间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