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9日之后｜《德国共和的历史》第一章｜中｜国民议会？苏维埃政府？｜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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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rthur ROSENBERG／**译｜**PLUS／**责编｜**星丛+
本次推送的文章选译自左翼共产主义者阿瑟·罗森博格写于1936年的《德国共和的历史》第一章，院外将分三期推送。第二部分指出战前的社会民主党从未意识到，终有一日社会民主党人会被要求对外交政策和军队、教育、司法、民政，甚至整个经济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等等所有这些事务做出决策。
多年来，政治休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陷入了分裂状态。1917年，战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与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少数反对派之间爆发了公开的决裂。当斯巴达克主义者致力于推动革命时，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却满足于议会反对派的和平政策。然而，德国工人阶级当时激烈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是国民议会？还是苏维埃政府？1918年在德国出现的苏维埃是真正的苏维埃，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允许存在的影子机构。但是，德国民众完全缺乏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自身事务的实践经验，真正的民主并不在于对任何特定议题的投票，而在于群众的积极自治。因此，废除官僚体制对德国的民主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本文的作者罗森博格1889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德国犹太中产阶级家庭，是罗马宪法史方面的专家。1918年德国战败后，他加入了新的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加入刚组建的德国共产党，曾在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任职，担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他深受卡尔·柯尔施的影响，同样也把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1927年他被德国共产党开除，退出了革命政治，并成为了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1931年，他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的历史教授。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去了瑞士，然后流亡英国三年，在利物浦大学任教，之后移居美国担任布鲁克林学院的教授，1943年在纽约去世。
作者序
1928年，我在《德意志共和国的诞生》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我选择了1918年11月10日作为我研究的截止日期，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把它缩短到国民议会接受魏玛宪法的时候会更好。就研究的目的而言，分界线仍然是11月10日——用于科学调查的文件大多是在这一日期之前提供的，而不是在这一日期之后。要撰写一部1918年11月10日之后的德国批判性史，目前是不可能的。
在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人们对1918年以来德国历史的文献背景所知甚少，只知道议会维姆谋杀案调查委员会在1926年和1927年发表的文章。这些出版物主要是该委员会精力充沛的报告人保罗·列维的杰作。与此同时，文献证据已经堆积如山。施特雷泽曼的《历史》一书中包含了大量的与1923-29年历史有关的新的和非常重要的文件。温茨克关于鲁尔区斗争的著作进一步阐明了1923年的情况。沃尔克曼关于革命的历史著作也包含了新的材料。最后，我有机会为本书利用了尚未出版的《人民代表会议1918年11月和12月的会议记录》。毫无疑问，我们对魏玛共和国历史的了解中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尽管如此，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似乎可以大胆地勾勒出共和国的历史。
在撰写本书时，我努力避免因我自己在1919-28年的政治活动而做出片面的判断。我曾是独立社会党和基民党的负责官员，从1924年到1928年还担任过国民议会议员。这些年的斗争已经离我们太远了，以至于从1928年起，好像不是六年，而是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代人。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内部分歧如此尖锐，如今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强加给自己的任务是不带偏见和偏颇地撰写魏玛共和国历史。我从未在任何时候隐瞒自己的个人信念。同时，我努力将自己的判断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仅仅为了取悦或惹恼任何现有的或已解散的德国工人组织而写作。这必须由我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希望得到科学分析而不是宣传作品的读者，来决定我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我的目标。
这部作品本身证明，我有理由在1930年结束我的叙述。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1933年1月的事件并没有给德国带来任何根本性的变化，而只是异常地强化了自1930年布吕宁颁布紧急法令以来就已经显示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趋势。
本书是在1933年以来德国移民的外部环境下写成的。这一年夏天，我在苏黎世利用社会主义文学中央组织［Zentralstelle für sozialistische Literatur］一流的图书馆开始写作。这本书在利物浦完成。我想借此机会感谢利物浦大学让我能够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与其他英国大学一样，利物浦大学在这些混乱的日子里表明，它决心不分“种族”或政治观点，忠于科学和知识的基本真理。
柏林的革命党人｜1918
阿瑟·罗森博格｜Arthur ROSENBERG
****1918年11月9日之后｜中｜国民议会？苏维埃政府？********｜****1936
本文5500字以内****｜接上期****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最能代表第二国际的政党。尤其在1890年反社法（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代结束后，这一地位更为凸显。该党是在俄国以外的欧洲没有可能采取革命行动的时候组织起来的，因此，它接受了帝国和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存在是无法逆转的事实。社会主义革命在笼罩着未来国家的迷雾中消失无踪了。
与第二国际的所有政党一样，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框架内保障并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在这一领域，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与他们结盟的独立工会，在战争爆发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德国社会主义者乃至对整个第二国际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手段，在意识形态上把他们自己的运动与中产阶级区分开来。第二国际表面上的激进主义在针对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机构、军国主义和王朝统治的持续激烈论战中，耗尽了自己的力量。所有与资产阶级政党或政府的合作都受到了彻底的谴责。社会民主党人投票反对预算案，激烈反对政府的军事和外交政策。然而，社会民主党人从未考虑过制定变革现有国家形态的计划。
因此，以奥古斯特·贝贝尔为代表的战前社会民主党，把为工人谋福利的活动与所有其他公共生活领域中的消极和理论上的激进主义结合起来。总的来说，社会民主党官员对外交政策和军队、教育、司法、民政，甚至整个经济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都没有真正的兴趣。他从未意识到，终有一日社会民主党人会被要求对所有这些事务做出决策。他的兴趣只集中在与狭义的工业工人阶级的技术利益有关的一切问题上。在这个领域里，他消息灵通，而且很活跃。而在这个领域之外，或许只有选举权问题能引起他的兴趣。
拉萨尔曾经正确地号召德国工人阶级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以确保在国家中掌握政治权力。当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赋予了这一权利，以及随后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宪法也予以确认时，社会民主党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它。除了少数例外，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在一次又一次的帝国议会选举中持续攀升，直到1903年社会民主党终于获得了全部选票的三分之一。他们在1907年选举中的失利，在1912年德意志帝国最后一次国会的选举中已完全得到了弥补。
帝国议会选举是显示社会民主党运动状况的晴雨表。对地方社会主义组织而言，它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就是在帝国议会中赢得席位。工人阶级在帝国议会选举中的票数增加得越多，工人阶级对普鲁士的选举法使劳动者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愤怒就越强烈。直到1914年在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以非凡的魄力推动选举改革运动，而这场斗争在世界大战期间再度燃起。
在每个国家，特别是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选举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仅仅依靠投票箱而不考虑所有其他因素的政治运动，很可能会遭遇惨痛的挫折。如果军队和巨大的经济力量反对它，那么议会的多数派就无能为力了。只有当议会生活的节奏与其他社会力量相协调时，民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战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强调帝国议会选举的重要性，并竭力为自己争取在帝国议会的席位，这无疑是正确的。此外，他们主张改革陈旧的普鲁士选举制度同样也是正确的。
然而，在这种对选举和选举成功的崇拜中仍然隐藏着某种危险因素，因为在战争爆发前，纯粹学究式的激进主义一直主导着该党。诚然，这种崇拜从未被正式地宣扬出来，而且每个党的官员都会以蔑视的态度拒绝它。但直到1914年，整个德国社会主义者都不自觉地将社会政策和选举权奉为至高无上的追求，使所有其他问题沦为次要。社会民主党对德国工人阶级这种片面的教育，注定要在1918年11月9日以后的革命过程中结出苦果。
直到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官员和普通党员都深受学术激进主义的影响。诚然，党内还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但他们都同意奉行现实的行动政策，反对激励该党官方政策的学术激进主义，尽管这种学术激进主义正是该党官方政策的灵感来源。组成极左派的一个小团体拒绝接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考虑“稳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概念。相反，该团体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一场大的战争，并在战争中产生巨大的革命运动。因此，他们要求社会民主党调整其政策，为未来做准备。工人阶级必须通过训练自己，为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做好准备。
与极左派截然相反，社会民主党的极右派则坚信资本主义会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存续。如果这一预言是正确的话，那么该党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在群众面前公开承认其真实性。应该放弃虚假的激进口号，转而支持在现有国家的管理中展开务实的合作，并与中产阶级政党结盟推动政治改革。极右派宣称：只有这样，社会民主党及其代表的工人阶级才会获得其应有的政治权力份额。然而，持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所谓的修正主义者，以及极左派，他们都无法削弱党的领导人对党员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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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爆发时，该党领导人决定支持他们本国的事业。从1914年8月4日起，国内和平成为他们纲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以前反对派的立场曾占据着核心地位。社会民主党认为，在战时尽可能少地批评政府是其应尽之责；因为如果社会党人成为反对派，就有理由担心政府可能被推翻，德国最高统帅部将陷入瘫痪，这可能导致德国战败，给工人阶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该党的领导人和多数成员认为，战争会使他们束手无策，直到1917年已近尾声之时，他们才开始转入反对阵营。这一政策在党内分裂后被称为多数派社会主义，实际上延续了战前党的领导人所奉行的官方正式政策——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多数派社会主义在埃伯特和谢德曼身上得到了具体体现。
极左派无条件地拒绝同意政党休战协议，理由是世界大战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在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领导下，所谓的斯巴达克斯联盟展开了一场反对帝国政府的非法运动。修正主义者分裂成几个派别。一部分老修正主义者，即《社会主义月刊》的支持者，在支持战争方面与党的领导人保持一致，但同时反对他们的不反对政策，要求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采取独立的立场，必要时应采取反对政策。第二派修正主义者支持党的领导人，第三派在修正主义学说家伯恩斯坦和艾斯纳的领导下，脱离了原党派，并与其他前党的领导人的支持者一起成立了新的独立社会民主党。
绝大多数战前激进派在8月4日之后继续支持埃伯特和谢德曼。然而，在迪特曼和哈塞的领导下，少数人拒绝效忠。他们认为政治休战对他们的事业是有害的，要求推行独立的无产阶级政策，并将拒绝为战争拨款看作是政治独立的象征性行动。如上所述，哈塞和迪特曼在这项政策中发现自己与伯恩斯坦领导下的前修正主义者结成了联盟。
多年来，政治休战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冲突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陷入了分裂状态。1917年，战前的社会民主党人（此时被称为多数派社会主义者）与加入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少数反对派之间爆发了公开的决裂。虽然斯巴达克派名义上加入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他们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因为他们的政策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完全不同。当斯巴达克主义者致力于推动革命时，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却满足于议会反对派的和平政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式分裂之际，两派在实质立场上的分歧却在持续消弭。自从1917年帝国议会多数派通过了和平决议以来，多数派社会主义者始终在反对帝国政府，并试图按照自己的路线推动和平进程。而这实际上也是独立社会民主党所追求的目标，因此两党之间分裂的唯一原因在于一个纯粹的象征性问题上——支持或反对追加战争拨款的表决。如果不被个人恩怨和其他方面的分歧所蒙蔽的话，就会发现实际上多数派社会主义者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所要推行的政策方针上实则已达成共识，即通过宪政手段反对帝国政府，以实现和平。
德国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真正的意见分歧，存在于两大社会民主党派与一个微不足道的斯巴达克联盟之间。因为斯巴达克派试图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党多数派和独立民主党之间原则性达成的共识，使得1918年11月10日的联合政府成为可能。而斯巴达克派构成了反对派的力量。
很难估计1918年11月这三个社会主义政党的相对实力。不过，从后续的选举结果中可以对此有一定的了解。在1919年1月的德国国民议会选举中，多数派社会主义者获得了1100万票，独立社会民主党获得了200万票，而斯巴达克派则没有参加投票。如果以从后续选举为参照，斯巴达克派在当时应该不可能获得超过十几万的选票。由此可见，执政的社会党人获得的票数约为1300万张，而反对派的票数仅为10万张。
这些数字似乎可以表明，与反对派相比，埃伯特-哈泽政府似乎得到了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强力支持。根据上述数据推算，政府应获得约95%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支持。然而，1918年最后几个月和1919年头几个月的事件却指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论。三个政党——社民党、独立社民党和斯巴达克派——绝不能仅凭纯粹的统计数据进行简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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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个月里，这三个政党中没有任何一个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政治实体。所有这三个政党都因内部分歧而四分五裂，政治舞台上不断上演着政党之间以及党内派系之间最离奇的联盟。这样一来，权力的平衡很快就转移到了对政府不利的方向。
当时，德国工人阶级激烈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是国民议会？还是苏维埃政府？俄国模式的苏维埃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德国的政治生态。苏维埃一方面受到热烈欢迎，另一方面又遭到排斥和诋毁，它成为了投进德国社会主义政治旋涡中的不和之源。
苏维埃最早出现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在沙皇政府统治下，任何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工会都是不允许存在的。西欧无产阶级的行动是由党和工会组织领导的。而在沙皇俄国，工会几乎不存在，政治性的工人党派也仅由零星的地下团体组成。因此，当无产阶级开始起义时，他们便创立了最简单的新型组织形式。
在圣彼得堡，每个工厂的工人选举出各自的代表，这些代表通过会议组建了圣彼得堡工人委员会。这是第一个苏维埃，它同时寻求与革命政党、革命的农民和士兵结盟。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工人委员会是凝聚并领导革命工人的战斗组织。
1917年俄国革命伊始，苏维埃制度立即重新出现。工人委员会在城镇中应用而生，并再次由各行各业和产业工人代表组成。与此同时，士兵委员会作为哗变士兵代表遍地开花，而第三种形式的苏维埃则以农民委员会的形态出现——这些委员会由各个村庄的居民选举产生。1917年的俄国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双重政府体系，这种体系在1918年11月9日之后又在德国出现了。
一方面是宪政政府官员，另一方面是代表工人阶级群众的原始民主政体的苏维埃。传统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特征在于将主权权力的立法和行政分立。这两种权力在苏维埃中被合二为一。城镇苏维埃既通过市政管理通过所需的决议，并同时执行这些决议。因为苏维埃背后站着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作为警察和执行机构服务于苏维埃。
一开始，苏维埃与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因为布尔什维克意味着建立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其中领导人的权威必须强加给每位党员。根据布尔什维克的理念，这个高度纪律化的政党肩负着统治整个国家的使命。而苏维埃则是一种极端民主形式的政府工具——人民绝对且不受限制的自治。
然而，早在1917年春季，列宁就意识到只有苏维埃才能够摧毁俄国封建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列宁发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战斗口号，在这个口号下，最终引领布尔什维克革命取得了胜利。等到布尔什维克政权稳固之后，苏维埃民主便被彻底扫地出门。而早在1918年，俄国就已经沦为布尔什维克的独裁统治了。根据宪法规定，苏维埃拥有至高的权力，现实中它们却沦为了毫无实权的可悲的影子。
1918年在德国出现的苏维埃是真正的苏维埃，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允许存在的影子机构。因为在德国革命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对苏维埃实行专制统治。多数派社会主义党人、独立党人都宣称他们相信工人阶级的自治。斯巴达克派人数太少、力量太弱，无法对德国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实施专制。更何况，斯巴达克派的领导人，尤其是罗莎·卢森堡，曾经严词拒绝了任何政党对无产阶级实行专制的想法。
1918年11月10日，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在整个德国的城镇和乡村都掌握了实际的权力，它们得到了军队中的革命团体以及各地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的支持。当时最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于：委员会还能不能继续执掌德国的政权，或者它们是否会因为一些新的事态变化而失去作用。1918年的德国实际上存在着双重政府——因为原有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并没有因为革命而被废除。这些机构在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履行职能。
迄今为止，德国尚未真正体会过生机勃勃的民主制度——即真正的民众自治权。国家掌控着公共生活；而所谓的地方自治也没能形成制衡。冯施泰因男爵计为普鲁士建立中产阶级国家所制定的宏伟计划，在他退休之后遭到了削弱和改动。
不仅地方当局的行动都受到了中央政府的全面限制，而且最糟糕的是，地方行政机构的重要职位均由长期任职的官员占据。截至1918年，在德国地方行政体系担任荣誉性无薪职位的人员，与职业的公务员相比，所能起到的作用微不足道。
因此，德国民众完全缺乏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自身事务的实践经验。官僚对公共事务的控制植根于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之上。想要推翻这种控制，似乎很难想象只依靠一场革命风暴就可以实现。然而，真正的民主并不在于对任何特定议题的投票，而在于群众的积极自治。因此，废除官僚体制对德国的民主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德皇威廉二世与他的将领们
▶ **版权归译者所有，译者已授权发布****。******
文章来源｜《德国共和的历史》｜1936
未完待续
▶ 目录
前言
第一章：1918年11月9日之后
第二章：人民代表的政府
第三章：斯巴达克斯和诺斯克
第四章：魏玛的国民议会
第五章：卡普政变
第六章：天主教民主时期，1920-1922年
第七章：对鲁尔区的占领和通货膨胀，1923年
第八章：斯特雷泽曼和稳定，1924-1928年
第九章：结束，1928-1930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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