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至关重要的结合｜M.洛维｜上｜2020 原创 EXTITUTE EXTITUTE 院外 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EXTITUTE｜星丛共通体｜读／译／写／画／讲文｜Michael Löwy／译校｜鲁鹏、Peng Yu／校编｜星丛+本次推送的“生态社会主义”一文的作者米歇尔·洛维（一译米夏埃尔·勒维）是法国-巴西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院外此前曾经推送过他介绍本雅明的论著。他现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社会科学的名誉研究主任，并在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任教。他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这是一场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批判与生态学对生产主义批判相结合的理论和运动。他是《生态社会主义宣言》（2001）和《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2008）的共同起草人，全球生态社会主义网络指导委员会成员。在今年年初的第四国际第十八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由他参与写作的《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宣言——与资本主义增长模式决裂》。正如本次推送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洛维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驱动力是利润最大化，而这一漠视社会和生态代价的本质与公正且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背道而驰。由此，生态社会主义则提出了一种基进的替代方案，将社会和生态福祉放在首位。这一思想关注劳动剥削与环境掠夺之间的内在关联，既反对改良主义的“市场生态学”，也反对“生产主义社会主义”。通过采用强有力的民主规划的新模式，社会能够掌控生产资料并主宰自身的命运。缩短工时、聚焦真实的需求而非消费主义，这将促进“存在”超越“占有”，继而使得所有人能够获得更深层次的自由感。然而，想要实现这一愿景，环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需要认识到双方共同斗争的本质，并将其更广泛地将目标与“社会诸运动的运动”相结合，寻求“大转型”。院外分上、下两期推送。作者导言当代资本主义文明正处于危机之中。资本的无限积累、万物的商品化、对劳动力和自然的无情剥削，以及随之而来的残酷竞争，正在瓦解可持续未来的基础，从而危及人类物种的生存本身。我们所面对的这一深层且系统性的威胁，要求我们同样也需要展开一场深层且系统性的变革：一场大转型。 生态社会主义综合了生态学的基本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为不可持续的现状提供了激进的可替代方案。它摒弃资本主义基于市场增长和量化扩张所提出的“进步”（正如马克思本人所揭示的那样，这是一种破坏性的进步），主张建立在非货币标准之上的政策，例如社会需求、个人福祉和生态平衡。生态社会主义既批评屈从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主流思想“市场生态学”，也批判无视自然界限的“生产主义社会主义”。 随着人们日益认识到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相互交织，生态社会主义已经赢得了更多的拥趸。作用一场运动，生态社会主义尽管属于新兴的思潮，但是它的一些基本论点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今，知识分子与行动分子正在重拾这一思想的遗产，致力于根据民主的生态规划原则对经济进行彻底的调整，将人类与地球的需求放置在首位。 二十世纪那些“实存的社会主义”，其官僚机构往往对环境问题漠不关心，无法为当今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提供理想的范本。相反，我们必须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将联结起全球无数的运动，这些运动都坚信，更美好的世界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势在必行。生态社会主义：至关重要的结合｜上｜2020本文5500字以内民主的生态规划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主的生态规划概念，即由民众自身而非那个所谓的“市场”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局来制定经济决策。在向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即新的生产和消费的方式的大转型初期，某些经济部门必须被抑制（诸如导致气候危机的化石燃料开采）或者重组，同时还要发展新的部门。经济转型的过程，必须伴随积极追求充分就业，实现平等的工作条件和薪酬的过程。这种平等主义的愿景既是构建公正社会的基石，也是争取工人阶级支持生产力的结构性转型的关键。 归根结底，这样的愿景与生产资料和规划过程的私有控制是不可调和的。尤其要使投资和技术创新服务于公共利益，必须将决策权从当前占主导地位的银行和资本主义企业手中收回，并置于公共领域。到时候，不是由少数的财产所有者的寡头，也不是由技术官僚的精英，而是由社会本身以民主的方式来决策哪一条生产线应该优先，以及如何将资源投入到教育、医疗和文化领域。重大的投资决策，例如关闭所有的燃煤设施，或者将农业补贴转向有机生产，将由全民直接投票作出。其他次要的决策则交由国家、区域和地方相关的民选机构。 尽管保守派大肆渲染对“中央计划”的恐慌，但民主的生态规划最终还是能带来更多的而非更少的自由，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它能使人摆脱资本主义体系中被物化的“经济规律”，这是这些规律将个体禁锢在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铁笼”之中。商品的价格不再由“供需规律”任意摆布，而是通过税收补贴机制，使之反映社会和政治的优先事项，既能激励社会产品，又能抑制社会弊病。理想情况下，随着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推进，它将依据公民的意愿实现自由分配，以此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关键产品和服务。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预示着闲暇时间的显著增加。计划和减少劳动时间是走向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的两个决定性步骤。大幅增加闲暇时间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参与经济和社会的民主讨论和管理的必要条件。 最后，民主的生态规划体现了整个社会得以行使其自由，以掌控影响期命运的决策。既然民主理想不把政治决策权赋予少数的精英，那为什么同样的原则不能适用于经济决策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价值，即产品或服务对福祉的价值，仅存在于服务于交换价值，或者说市场价值。因此，当代社会中大量的产品在社会层面是无用的，或者说是为了快速更新换代（计划报废）而设计的。相较之下，在规划过的生态社会主义经济中，使用价值将成为生产商品与服务的唯一标准，这也会产生深远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影响。[1]这种规划将聚焦于宏观的经济决策，而非那些可能影响到本地餐馆、杂货店、小商店或手工业企业的微观决策。重要的是，这种规划与工人对自身生产单位自主管理相契合。例如，是否将汽车工厂转变为公共汽车或电车工厂的决策权将由全社会共同作出，但企业的内部组织与运作则由其工人进行民主管理。一提到规划，有关“中心化”或“去中心化”的属性就存在着诸多的争论，但最关键的是在各个层面——地方、区域、国家、大陆乃至国际层面——实现民主的控制。例如，全球变暖等行星级的生态问题必须以全球尺度去应对，因而需要某种全球民主规划的形式。这种嵌套式的民主决策机制与通常被轻蔑地称为“中央计划”的模式截然相反，因为决策并非由任何“中心”作出，而是由受影响的民众在相应的层级上民主地产生。 民主与多元的辩论将在所有层级展开。通过政党、平台或者其他的政治运动，各种提案将提交给民众，并据此投选出代表。然而，代议制民主必须由互联网赋能的直接民主加以补充完善，并予以修正。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将从地方级、到国家、乃至全球层面，在所有重大的社会和生态选项中做出选择。公共交通是否应该免费？私家车主是否应该缴纳的税收用来补贴公共交通？太阳能是否应当获得补贴以此与化石能源竞争？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否应当缩减至30小时、25小时甚至更短，并相应地减少生产？ 这种民主的规划需要专家的参与，但专家的作用在于，就不同的结果提供有根有据的意见，供民众决策的过程参考。如何确保民众能够做出有利于生态的决策呢？没有。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随着文化的变革和商品拜物教桎梏的破除，民主的决策将日益理智和开明。如果不经由斗争、自我教育、社会经验，使得民众达到高度的社会主义意识和生态意识，那么这样的新社会将是无法想象的。不管怎样，那些替代方案——盲目的市场或“专家”的生态专制，难道不是要危险得多吗？ 从资本主义的破坏性进步到生态社会主义的大转型是一个历史进程，是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永久性的革命转变。实现这一转变不仅会催生新的生产方式和平等民主的社会形态，更将带来可替代的生活方式，崭新的生态社会主义文明，超越金钱的统治，摆脱广告带来的的消费习惯，避免无用和对环境有害的商品的无限生产。这样的变革进程，依赖的是绝大多数的民众对生态社会主义切实的支持。发展出社会主义意识和生态意识的关键因素，在于集体的斗争经验，从地方性的局部对抗，到推动全球社会整体的彻底变革。[1] 乔尔·科维尔（Joel Kovel），《自然之敌：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纽约，Zed Books, 2002, 215.增长之问经济增长的问题使社会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产生了分歧。然而，生态社会主义拒绝接受“增长vs缩减”、“发展vs反发展”之间的二元对立框架，因为这两种立场都秉持着对生产力的纯粹量化的概念。第三种立场更契合今后的任务：发展的质变。 新的发展范式意味着终结资本主义经制度下资源的肆意浪费——这种浪费源于大规模生产无用且有害的产品。军工产业当然算是典型例证，但更普遍而言，许多的“商品”，包含其计划报废的机制，其首要目的就是为大企业创造利润。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抽象意义上的过度消费，而在于当前盛行的消费类型。这种消费类型建立在巨大的浪费之上，并且由“时尚”推动对新奇事物的炫耀性的、强迫性的追求。新的社会将使得生产导向满足真实的需求，包括水、食物、衣物、住房，以及医疗、教育、交通和文化等基本服务。 显然，这些需求在全球南方国家远未得到满足，必须推进更为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修建铁路、医院、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但这些国家不必效仿富裕国家建设生产体系的方式，而是可以谋求更为环保友好的发展路径，包括快速引入可再生的能源。尽管许多较贫穷的国家需要扩大农业生产，用以应对日益增长的饥饿人口，但生态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是推广根植于家庭单位、合作社或较大规模集体农场的农业生态学的方法，而不是以破坏性的工业化农业经营方式，大量地投入农药、化学品和转基因生物。[2]与此同时，生态社会主义转型将终结全球南方当前面临的令人发指的债务体系，终结发达的工业国家以及像中国这样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对其资源的剥削。相反，我们可以设想一种由南向北的强大的技术和经济援助流动，这一流动将由稳健的团结意识，以及对“行星级的问题需要行星级的解决方案”的共识所支撑。这并不意味着富裕国家的人民需要“降低生活水平”，只需要摒弃资本主义体系诱导的，对那些既不能满足真实需求、也不利于人类福祉和繁荣的无用商品的痴迷消费。但我们应当如何区分真实的需求与人为制造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需求呢？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广告的精神操控所刺激的。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告业已经侵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穿着到体育、文化、宗教、政治，无不受其塑造。促销广告无孔不入，悄然地侵蚀着我们的街道、地景，以及传统和数字的媒体，塑造出炫耀性和强迫性的消费习惯。更有甚者，广告业本身就是相当浪费自然资源和劳动时间的源头，这种与现实的社会生态需求直接相悖的“生产”分支，最终都由消费者买单。尽管广告业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但在向生态社会主义转型的社会中，它将失去立足之地，取而代之的是由消费者协会对商品服务进行审核并传播信息的机制。虽然这些变革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展开，但旧有的习惯很可能仍会持续一些年头，而且也没有人有权干涉民众的消费欲望。改变消费模式是文化变革历史进程中的一项持续的教育挑战。 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于：在没有尖锐阶级分化和资本主义异化的社会里，“存在”将优先于“占有”。人们不再追求无穷无尽的物质，而是追求更充裕的自由时间，以及通过文化、体育、游戏、科学、爱欲、艺术和政治活动所能带来的个人成就和意义。尽管保守派宣称成瘾性的占有欲源于固有的“人性”，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相反，这种欲望是实则是由资本主义体系中固有的商品拜物教、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广告宣传所诱发的。欧内斯特·曼德尔对这一关键点作过精辟的总结：持续积累得越来越多的商品……绝不是人类行为的普遍特征，甚至也不是主要特征。当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发展自身的才能和兴趣、保护健康和生命、照顾子女、发展丰富的社会关系……就会成为主要的动机。[3]当然，即便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冲突和矛盾依然存在。在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将面临多重的张力：环境保护的要求与满足社会需求之间；生态要求与基本的基础设施发展之间；大众消费习惯与资源稀缺之间；社群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相互竞争的诉求之间必然存在着斗争。因此，权衡以及平衡这些利益必须成为民主的规划过程中的任务，这一过程需要从资本和盈利的强制要求中摆脱出来，通过透明、多元、公开的公共对话寻求解决方案。这种全层级的参与式民主并不意味着不会犯错，但它允许社会集体的成员对自身的错误进行自我纠正。[2] 源自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一个全球范围的农民运动网站，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这种类型的农业转型。[3] 欧内斯特·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Power and Money: A Marxist Theory of Bureaucracy） ，伦敦，Verso,1992,206.思想根源尽管生态社会主义是相当新近的思潮，但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十九世纪的环境问题并不像我们这个生态灾难初现端倪的时代那样突出，因此这些关切并未在他们的著作中占据核心地位。然而，在揭示资本主义运行机制与自然环境破坏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为了构建替代现行体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时，他们的著作中蕴含着至关重要的论述和概念。 诚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包括后来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部分论述，不但对资本所创造的生产力不加批判，还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人类进的主要因素。然而，马克思坚决反对我们当今所谓的“生产主义”，即以资本、财富和商品的积累视为目的本身的资本主义逻辑。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念，与二十世纪在“社会主义”实验中普遍扭曲了的社会主义形象的官僚主义截然相反，它是生产使用价值，即满足人类需求、福祉和自我实现所必需的商品。对马克思而言，技术进步的核心特征并不是产品的无限增长，即所谓“占有”，而是减少社会必要劳动，并相应地增加闲暇时间——即所谓“存在”。[4]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的自我发展，强调用于艺术、爱欲和智力活动等闲暇时间，这与资本主义对物质商品消费的深深痴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意味着决定性地缓解了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5]除了对环境的潜在益处之外，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生态思想的另一关键贡献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新陈代谢的裂痕，也就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的断裂。这一问题在《资本论》的著名段落中有所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扰乱了人与大地之间的代谢互动，也就是使人以食物和衣物消耗的构成要素无法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不仅掠夺了劳动者的技艺进步，更是掠夺了土地的技艺的进步……一个国家……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种破坏过程就越迅速。资本主义生产……唯有通过同时破坏一切财富的原初资源——土地和劳动者——才得以发展起来。[6]这段重要的论述阐明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进步”所引发的矛盾以及其对自然的破坏性后果的辩证认识。当然，这一例子仅限于土壤肥力的丧失。但马克思由此得出了一个普遍的洞见：资本主义生产具备破坏“永恒自然条件”的内在趋向。从类似的视角出发，马克思重申了他更为人熟知的论点：资本主义同样掠夺性的逻辑正剥削并贬损着劳动者。 尽管当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大多受马克思思想的启示，但生态学已经在他们的分析与行动中变得更为核心。二十世纪70、80年代，欧美地区逐渐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潮。持不同政见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哲学家曼努埃尔·萨克里斯坦于1979年创办了生态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期刊《与此同时》（Mientras），并提出了“破坏性生产力”这一辩证概念。现代文化研究创始人、英国社会主义者雷蒙德·威廉斯成为欧洲最早倡导“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的学者之一，常被当作“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术语的提出者。法国哲学家、记者安德烈·戈尔兹主张政治生态学必须包含对经济思想的批判，并呼吁实现工作的生态化和人道主义转型。美国生物学家巴里·科默纳指出，环境破坏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体系及其技术，而并非人口增长，由此他得出了“某种形式社会主义”才是现实替代方案的结论。[7]二十世纪80年代，詹姆斯·奥康纳创办了颇具影响力的期刊《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这一刊物的创办源于他提出的“资本主义第二矛盾”的理论。在这一框架中，第一矛盾是马克思主义所指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第二矛盾则存在于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之间，尤其是生产方式与环境状况之间的矛盾。 二十一世纪初涌现出了新一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包括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每月评论》周围的学者群体，他们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新陈代谢裂痕的概念。2001年，乔尔·科维尔与我（本文作者）共同发表了《生态社会主义宣言》，这一宣言在2008年经由我与伊恩·安格斯修订为《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来自四十个国家的数百人联署，并在2009年的世界社会论坛上发布。此后，该宣言已成为了全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者重要的参考来源。[8][4]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经常讨论“占有”和“存在”之间的矛盾。关于自由时间作为社会主义“自由王国”（ Kingdom of Freedom）的基础，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5卷，884；柏林：Dietz Verlag Berline,1981,828.[5] 保尔·伯克特（Paul Burkett），《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经济学：通向一种红与绿的政治经济学》（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Toward a Red and Green Political Economy），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09,329.[6]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3卷，1867；柏林：迪茨出版社，1981,528-530.[7] 参见：曼努埃尔·萨克斯（Manuel Sacristan），《和平主义：生态政策的进路》（Pacifismo, Ecología y Política Alternativa），巴塞罗那：伊卡里亚出版社，1987、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社会主义与生态》（Socialism and Ecology），伦敦：社会主义环境与资源协会，1982、安德烈·戈尔兹（André Gorz），《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Ecology as Politics），波士顿，南端出版社，1979、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闭幕圈子：人，自然与技术》（The Closing Circle: Man, Nature, and Technology），纽约：兰登书屋，1971.[8]《生态社会主义宣言》，2001；《贝伦生态社会主义者宣言》，2008. 12. 16。▶ 版权归作者-校译者所有。文章来源｜https:// climateandcapitalism.com / 2020 / 12 / 16 / ecosocialism-a-vital-synthesis /｜2020未完待续▶ 1911年12月14日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率领的5人小队，成功抵达地理南极点，实现了人类这一历史性的壮举。这一成功同时也是一场著名的“南极竞赛”的结果。阿蒙森的竞争对手是英国的罗伯特·斯科特船长，两支队伍几乎在同一时间向南极点进发。 阿蒙森的胜利应当归功于周密的计划和务实的选择。这次成功，不仅是一次地理发现的胜利，更是科学规划、适应环境和高效执行的典范，包括向因纽特人学习极地生存技能，充分信赖雪橇犬作为主要动力。狗队不仅能拉重物，必要时还能作为食物补给。此外，他选择了更短但更危险的路线，从鲸湾出发，穿越罗斯冰架和充满裂隙的冰川；设立了精确的补给站，做了清晰的标记，确保返程时有足够的食物和燃料。相形之下，斯科特团队要比阿蒙森团队晚到了约34天。当他们于1912年1月17日抵达极点时，只看到了阿蒙森留下的帐篷和挪威国旗。而更为悲惨的是，斯科特团队在返程途中因极端天气、补给耗尽和身体衰竭而全部遇难。▶ 院外自从2017年4月试运行到2018年4月正式运行以来，推送千余次原创文章，形成五个稳定的板块，分别是：BAU学社、星丛共通体、回声·EG、批评·家、BLOOM绽。▶ 作为激励师生共同研习的方法，各板块的定位不同，形式与进路亦有分担：BAU学社探根究底，以“重访包豪斯”遴择同道中人，整饬包豪斯人的文献材料，主持系列丛书的出版，由此推扩到“世纪先锋派”；星丛共通体回溯源起，以译介瓦尔堡、塔夫里和法兰克福学派等人的文本为重心，毗连上世纪的艺术、建筑与视觉文化研究，置于批判理论的讲读中砺炼；回声·EG形与势俱备，从“美学与政治”这一矛盾情境出发，以批评式导读与导读式写作，次第引入空间政治、媒介政治、生命政治，共构审美论域；批评·家教学相长，深入个例以梳理历史的特定脉络，转换视角以突破既定的叙述框架，持续组织线上的文本庭审以及线下的共读活动；BLOOM绽言与行贯通，以“都市状况”为核心议题，以展示与策动为支撑，辩证地介入建筑、城市、艺术、技术相互联结的当下语境。▶ 院外计划不同的板块分进合击：汇集、映射、交织、对抗，突破各自的界限，打开已在却仍未被再现的环节，把握更为共通的复杂情势，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地回应批判者与建造者的联合这一目标。▶ 星丛共通体／回声·EG｜专题 ▶ 辩证能量：瓦尔堡的图像研究与历史想象｜先锋派，一场世纪对话｜包豪斯十四年：先锋派的临界点｜共读 ▷ 启蒙辩证法｜走向新宣言｜美学理论｜装饰与罪恶｜艺术与生产｜地球号太空船操作手册｜计划与乌托邦｜空间的生产｜帝国与传播｜理解媒介｜地堡考古学｜译-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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